么我们就失去了送文件来的意义了！”

    弗·琼斯和维克托总是为我说话。维克托喜欢凑热闹，他写了一系列的备忘录，在白厅到处散发，为安全局辩护说他们有权为唐宁街十号提供它所需要的情报。备忘录简直是对内政部特权的一种公开藐视！菲利普·艾伦勃然大怒，竟然好几年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写了一张便条塞给维克托，维克托玩世不恭地把它拿给我看。“少管闲事！”艾伦恶声恶气地说。

    一天下午，正当大家吵成一团，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在内阁办公大楼维克托办公室里看见特德·希思在门口张望了一下。

    “首相，”维克托说，“我想你应当见见彼得·赖特，他是白厅的奇特人物之—……”

    希思对我望了一眼，丝毫没有幽默感。他问我在哪里工作。

    “在安全局，先生。”我回答道。

    他哼了一声。

    “彼得是负责汇报颠覆活动的，最近颠覆活动引起了麻烦。”维克托兴致勃勃地说。

    希思立即用冷冷的眼光盯着我。

    “你不应当搅在政治问题里，”他狠狠地说，“我们有专门处理这类问题的机构。”

    他转过身去，大步走出了办公室。

    “维克托，我的上帝。”我说。

    “别着急，”维克托回答说，“特德总是这个样子。我以后再跟他谈。”

    第二天，维克托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希思那天晚上仔细阅读了所有的报告。

    “这是真的，维克托？”希思问道，口气里流露出一种惊奇、高兴的神情。维克托告诉他这些完全是事实，于是便加速了他开始保护权力的斗争。

    当然并不是所有对情报的需求都是合法的。一天晚上，维克托请我到圣詹姆斯广场去喝酒。

    “我想你应当见见一位商人，”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企业家。”

    那时我正和维克托讨论著退休问题。一九七二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九五五年军情五处有关我的退休金的保证是一张空头支票。为了加入安全局，我被迫放弃了向海军部索取十五年退休金的权力。当时卡明曾一口答应给我附加补贴或者用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在乌烟瘴气的新军情五处，一位绅士的承诺已经变为历史了。按照规定，我没有退休金，而在我后面参加情报部门的科学家（总共约五十名）却得到了自己的退休金，这都是由于我与这种不公平作了坚决的斗争而得来的。

    没有退休金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在军情五处最后的几年里一直不痛快。我自然要想到做保安工作的可能性。保安工作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它仍是弥补我那被野蛮手段剥夺去的退休金的一种稳妥的方法。最初维克托和我讨论了让我参加N．M．罗思柴尔德的工作的想法，但汉利却对这一建议很不高兴。所以当维克托听到这位商人在寻找一位保安人员的消息以后，就建议我去会见他。

    我一见到这位商人就感到厌恶。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小人。他一边喝酒一边漫无边际地大谈特谈，说他要找一位“了解内情”的人来向他提建议和指导，但他却对自己的意图含糊其辞，也没有提及报酬一事。最后，他建议我同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在伦敦的一家饭店里共进午餐，以便仔细讨论他的建议。

    他的同事是一伙乌合之众，他们都已经退休。这些人原先都是各种情报部门和安全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曾风流一时，但现在却早已夕阳西下，走向衰亡了。另外一些主要是商人，他们以间谍自诩，激动地会聚一堂，并不在乎他们自己早被淘汰的事实。

    这次，我未来的雇主却直接把话给我挑明了。

    “我们代表我们这一帮忧国忧民的人士。”他冠冕堂皇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