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睡觉。他马上不再怕冷，将他那件毡子斗篷抛在——边，变得声大气粗，又严格又快活了。“加利耶夫嗅到德国人啦！”大家这么谈论他。

    与此同时，人们用篮铅笔在几千幅地图上标明了“海盗”师集结的地区。这些情报被当作一种紧急报告，从集团军司令部达到方面军司令部，又从方面军司令部送到莫斯科最高统帅部。

    如果说，在师里和军里，特拉夫金的情报被看作一个特别重要的事件的话。那末，对于集团军司令部，他的情报虽然也有重大意义，却完全没有决定意义了。集团军司令员下令对可能遭受党卫军打击的各个师予以补充，并且将后备队调往危急地段。

    方面军司令部把这些情报记录在案，认为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再一次证明了德国人对科韦利据点的兴趣。方面军司令部命令空军去侦察和轰炸指定的地区，又给某集团军增加几支坦克和炮兵部队。

    在最高统帅部看来，“海盗”师也好，归根到底说，这整个广大的森林地区也好，都不过是一只小蚊子罢了。但统帅部立刻明白这件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更严重的东西：德国人企图来一次反扑，阻挠我军向波兰突进。于是，加强方面军的左翼，把统帅部后备队的一个坦克集团军、一个骑兵军和几个炮兵师调往左翼的指示发出了。

    这样，特拉夫金周围的圈子扩大了，它借着电波的帮助，沿着大地伸展开去，一直达到柏林和莫斯科。

    对于谢比钦科那个师，这些事件的直接结果是：调来一个坦克团和一个近卫迫击炮团，大量补充人员和技术装备。侦察员们也获得了补充。

    梅舍斯基开始加紧练兵，并用半天时间在前沿监视敌人。布戈科夫率领他的工兵在前沿前面的地区布雷。李哈乔夫少校整天忙于领取新的电台、电话机和电线。谢比钦科上校去到自己的观察所，从那里指挥部队作战。不知为什么，他变得年轻而又严厉，像他在—场大战以前常有的情形—样。他认真地长久研究着刚刚送来的新地图，这些地图差不多包括了整个波兰，直到维斯瓦河为止。一九二○年，他作为布琼尼骑兵第—集团军的一员，一度到过这些遥远的地方。

    孤单单的掩蔽部只剩下卡佳一个人了。

    特拉夫金在无线电中对她那最后几句话的回答意味看什么呢？当他说“我了解您的意思”时，只是一般地为了照例证实他从无线电中听到的话呢，还是在话里加进了特定的隐秘涵义？这个想法比任何其他想法更让她激动。她觉得，他被致命的危险包围着，变得比较温和，比较通达人情常理了。他在无线电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便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她挺满意自己的设想。她向助理军医乌雷贝舍娃要来一面小镜子，照了一照，努力给她的脸孔添上端庄凝重的表情，像一个英雄的未婚妻所应有〔她甚至大声念出了这三个字〕的那样。

    然后她丢开镜子，重新对着喧噪的无线电，随着情绪的变动，温柔地、或喜或忧地反复叫道：“星！星！星！星！”

    那次通话后两天，“星”忽然又有了反响。

    “地球！地球！我是星。你听得见我的话吗？我是星。”

    “星！星！”卡佳大声叫道，“我是地球。我在听你说呀，我在听你说呀！”

    她伸出一只手，把掩蔽部的门大大敞开，希望叫一个什么人来分享她的快乐。可是周围连人影也没有。她抓起铅笔，准备记录。然而“星”说了一半就停住，不再往下讲了。卡佳通宵没合过眼，但是“星”始终一声不响。

    第二天以至更往后，“星”还是沉默着。梅舍斯基、布戈科夫、李哈乔夫少校，以及接替被免职的巴拉什金的新任侦察科长亚克维奇大尉有时分别来掩蔽部看看。但是“星”仍然一声不响。

    卡佳迷迷糊糊地整天把无线电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