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默尔站在天花板下，在对他有利的位置上径直想下去。在这方面他是行家里手。他把埃里卡对舒伯特的奏鸣曲的最后评价撕得粉碎。埃里卡咳嗽着，难为情地像一片合叶似的来回扭动身子。克雷默尔，那个身躯灵活的小伙子从没在另一个人身上看见过这种情况。埃里卡•科胡特拼命想掩饰自己。克雷默尔既像受了惊吓，又像吓人似的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但很快又过去了。如果人们愿意，就合适。只是不能这么宣扬。埃里卡把她的指节掰得喀吧喀吧响，这既不利于她的健康，对她的游戏也没有用。她固执地望着远处的角落，尽管克雷默尔要求她大胆坦然地注视他，别偷偷摸摸的，反正没人在这儿看着。

    克雷默尔受到那令人恶心的样子的鼓励，试探着问：我可以要求你做从没有做过、没有听说过的事吗？然后立刻要求进行爱情试验。作为新的爱情生活的第一步，她应该做一种没有把握的事，即立刻跟他一道来，让今天最后一个女学生的课取消。当然埃里卡应小心地找个借口，恶心或者头疼，使学生不起疑心，不说什么。埃里卡在这个简单的任务面前退缩了，一匹野马，终于用蹄子踏进了马厩的门，然后就留下来，因为他想好了。克雷默尔给这个亲爱的女人解释，别人是如何把条约和习俗的枷锁脱下来的。他引用瓦格纳的歌剧《指环》作为无数例子中的第一例。他把艺术当作既是一切事物的范例，又什么也不是的例子递给埃里卡。假如人们用混凝土浇固的镰刀尖把艺术这个陷阱只要彻底篦一下的话，就可以发现足够多的无政府主义行为的例子。比如说莫扎特，这个摆脱了有侯爵封号的大主教的枷锁的例子。如果大多数人都热爱，而我们却不特别高看的莫扎特能够做的话，您大概也能做到，埃里卡。我们不是已经常常一致认为，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地从事艺术的人，都特别受不住监督和管辖。艺术家愿意像躲避规则的束缚那样避开真理的痛苦压力。我也奇怪，别生我的气，你这些年怎么能忍受你母亲的？不是你不是艺术家，就是你感觉枷锁本身不是桎梏，虽然你在底下已经窒息了。克雷默尔称呼他的女教师“你”了。科胡特妈妈很高兴，她幸福地立在他和这个女人之间，作为一个缓冲器。这个母亲要操心，以防他在这个不很年轻的女人身底下憋死！这个母亲不停地成为谈话素材，被当作灌木丛、当作阻止得到各种满足的障碍；另一方面，她也经常把女儿抓牢在一个地方，使女儿不能到处追随着克雷默尔。“我们怎么能定期，不定期地会面，不让别人知道，埃里卡？”克雷默尔建议找一个共同的秘密房间，随便什么地方，可以放他那老式双唱片唱机和他本来就有的许多唱片。他毕竟了解埃里卡的音乐口味，因为克雷默尔也有同样强烈的兴趣！他已经有几张肖邦的双面密纹唱片和一张灌有帕黛莱夫斯基罕见作品的唱片。这个人因肖邦而黯然失色，他和埃里卡都认为这不公平。他自己已经买了一张，埃里卡又送给他一张。克雷默尔几乎坚持不到最后再读信。人们说不出口的，往往写信。坚持不了的就不该做。我很高兴阅读和理解你的信，亲爱的埃里卡。如果说我故意误解这封信的话，我同样为此高兴，那我们吵架之后会和解。克雷默尔立刻述说他自己，述说关于他自己的一切。她给他写了这封长信，那就是说，他也有权稍稍释放一点儿他的心里话。他本来必须用在读信上的时间，现在已经可以用在说话上，以便在两人的关系中别让埃里卡占优势。克雷默尔对埃里卡讲，他心中有两个极点相互斗争，运动（竞赛性的）和艺术（有规律的）。【帕黛莱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

    埃里卡严格禁止学生哪怕只是摸一下信，可他的手已经朝着信移动了一下。您最好在舒伯特研究上下工夫，埃里卡嘲笑克雷默尔昂贵的名字和舒伯特昂贵的名字。

    克雷默尔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