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厅里一个正在观画的学生。他最后一本问世的摄影集《临死者》，则是这一切工作成果之大成，呈现出从人类到恐怖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那本摄影集里的世界，唯一合乎逻辑的笑容，是古代大师们在画布和画板上刻画的骷髅头的笑容。而当二十三张照片都准备好了，他清楚自己也准备好了。那时，他永远放下照相机，补习年轻时没学到的绘画技巧，并开始找寻合适的作画地点。

    观光游艇上的女人走出办公室，朝露天咖啡座走来，正要前往停车场。法格斯注意到她停下来和港口的警卫说话，也向服务生打招呼。她的笑容甜美，看起来很健谈，金色的长发挽成一条马尾，虽然稍显丰腴，还是颇具魅力。当她从战争画师的桌前经过时，他注视着她的眼睛。蓝色眼睛，带着笑意。

    “早。”他说。

    女人凝视着他，一开始是诧异，然后是好奇。她大约三十岁吧，法格斯估算着。她回了句早，要继续往前走，却又犹疑地停了下来。

    “我们认识吗？”她问。

    “我认得您。”法格斯已经站起来，“至少我认得您的声音。每天十二点整都会听到您的声音。”

    她专注地看着他，被搞糊涂了。她几乎和他一样高。法格斯指了指游艇和酋长海湾方向的海岸。几秒过后，她微笑的嘴角拉长了。

    “当然啰！”她说，“您就是塔楼里的画师。”

    “‘一位知名画家，他以一幅大壁画装饰塔楼内部墙面……’我想跟您说声感谢，尤其是‘知名’和‘装饰’这两个词。总之，您的声音非常好听。”

    女人笑了出来。法格斯察觉到从她身上沁出的轻微汗味，一种属于大海和阳光的汗水。他想，流汗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毕竟她从早上十点就得开始忙着招呼游客。

    “希望没有造成您的困扰。”她说，“如果有的话，真的是很抱歉……不过，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当地的名人好拿来跟游客炫耀……

    “别担心。那条路很长，又是上坡路，很不好走，几乎不会有人上山到那儿去。”

    法格斯邀请她一起入座。她坐了下来，向服务生点了一杯可口可乐，随后点燃一根香烟，开始向法格斯谈起工作上的一些细节。她来自半岛内地的某个城市，在旅游旺季时负责处理背阴港的办公室业务，冬季则接一些领事馆、大使馆、法院和移民局的翻译工作。名叫卡门•耶尔斯肯，离过婚，有个五岁的女儿。

    “您是德国裔吗？”

    “荷兰裔。但我从小就住在西班牙。”

    他们聊了十五或二十分钟。那是一段没什么主题的礼貌性谈话，除了长久以来他每天早上听到的声音是属于那个女人的这个事实以外，其他的对法格斯都没太大意义。因此，他让她侃侃而谈，自己则保持相对的沉默，只穿插问了一些得体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还是无法避免那段谈话最后落在他和塔楼内的作品上。卡门•耶尔斯肯解释：“镇里的人都在说那是件原创作品，一幅您画了将近一年并且覆盖整个内部墙壁的巨大壁画。相当有意思，很可惜那幅画不开放参观，不过我了解您希望大家能让您安静工作。”她再次好奇地观察他，“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哪天可以亲眼看到那幅画。”

    法格斯犹豫了两秒钟。对自己说，这有什么不妥呢？对方那么和蔼可亲，她的同胞林布兰［6］会毫不犹豫地把她画成一位肤质温润、胸前适度裸露的资产阶级妇女。绑马尾辫让她额头和太阳穴旁的头发显得紧绷、平坦，和肤色形成优美的对比。战争画师几乎忘了身旁有女人是什么感觉。马克维奇的影像快速地闪过他的脑子里。“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个克罗地亚人曾这么说。“您该下山到镇上去了。”那是马克维奇给他的一段反省时间，一种两人最后对话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