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学校中都有党员、团员，党的工作主要是发展党员、团员，建立党、团组织，在学校师生和农村群众中进行宣传工作。当时北区建立起四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0多人，都是农民和雇工。

    1929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吞糠咽菜，不能一饱。地里的野菜挖光了，榆树皮也几乎剥光了，百姓饿得没办法，成群结队逃荒讨饭，到处都有抬龙王楼子祈雨的人群。“黑龙大王老儿早铺云头，下普雨哟！”的呼叫声此起彼伏，有的党员自动地带领饥民结队成群吃大户、打税局、闯衙门，有的饥民问他们认识的党员：“平常你们宣传闹革命、闹翻身，现在怎么办？”当时党的县委书记周发源一心做生意，工作消极。党的县委常委兼团县委书记马文瑞，到米脂县参加陕北团代会时找党的特委委员刘志丹、白乐亭等研究如何拯救饥民问题。刘志丹提出：“发动饥民斗争，向地主和官府要粮。”马文瑞回绥德后，向党的县委传达了这个意见，决定通知全县党、团组织，发动群众按照确定的时间，齐集绥德县城向地主官府要粮，当即用鸡毛信传遍各区。马明方接到通知后，立即做了部署。由于他是小学教员，不便公开进城，便组织农民党员带领群众进城。到了约定的日子那天，四五千农民背着口袋，拿着镢头，浩浩荡荡地汇集绥德县城。驻军营长张建南看见群众声势浩大，下令关闭四门，士兵荷枪实弹，守在城墙上面，但饥饿愤怒的群众，不畏强暴，挤开城门蜂拥而入。张建南下令朝空鸣枪，仍然阻止不住潮水般的人群。当时，县长和士绅正在开会，闻讯张皇失措，用绳子拴在腰里缒城而逃。群众找不到县长，就在地主家里挖粮，但不知藏处，没有挖出粮食。于是齐拥到一个山西资本家制蛋粉的鸡蛋厂，动手打砸，抢吃蛋粉，这就是有名的“打蛋厂”斗争。张建南感到事态严重，派人同县长商量后，劝说群众出城，但群众坚持不给救济决不出城。他们迫不得已在南城搭起台子，给每人发放一块银元。当时进城的党员很多，绥德四师（此时已复校）的党、团员李光白、党永亮、许金河、白泰康、贺晋年、吴志渊、白如冰等也化装成农民在群众中做工作。有的同志提出，要把经济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马文瑞召集各区进城的负责党员研究，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斗争应适可而止，于是动员群众陆续出城。这次饥民斗争，是陕北党组织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说明这个时期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1930年，马明方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1931年陕北特委决定，米脂、佳县和镇川两县一镇，合并成立党的中心县委，马明方任中心县委书记。此期间，他一直以镇川小学教员为掩护进行工作。镇川小学校长刘绍让，教员崔明道、李俊藻、刘述向、杜宏亮都是党员，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党员发展到60多人，团员发展到23人；在镇川堡、上盐湾和无定河以东的农村中，建立起几个支部；还建立起盐工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党领导各群众组织秘密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开展了抗租、抗税、抗捐等斗争；并开始酝酿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0年四五月间，榆林国民党特派员孙士英带兵到镇川，对镇川小学进行搜查，毁掉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但党的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党的工作没有停顿，而且继续向前发展。

    这期间，马明方还以中共陕北特委委员身分，到绥德西川一带巡视工作。他到过周家睑、苗家坪、三皇峁等地，那里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都有发展，群众工作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一度处于散涣、停顿、无人领导的状况，经过恢复整顿已经有所改变。此期间，由于盲动主义、立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