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因此西北局对延属的工作多是面对面的直接指导。

    撤出延安后，边区级机关的一大批干部在安塞县区乡工作。1947年5月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在总结发言中着重讲了区乡开展游击活动和组织生产的问题。他说：每个乡可以组织几个不脱产的游击小组，实行劳武结合，一面掩护群众生产和掩护工作人员工作，一面参加生产劳动。生产是关系战争胜败的大事，全体党政干部都要下乡组织生产，参加生产，从县委书记和县长到乡支书和乡长，都要在这方面以身作则。

    7月11日，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听取中共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关于反“清剿”斗争情况的汇报。他指出：敌人的“清剿”办法已有了一些变化，以“怀柔”欺骗群众，因此我们的反“清剿”办法也要有变化，除了组织群众转移外，要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宣传工作，用事实揭破敌人的阴谋和欺骗，并大力组织群众生产，救济灾民，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12月中旬，中共延属地委召开土改工作会议，马明方到会指导并讲话。23日，他写信报告习仲勋：延属土改中犯了“左”的错误，斗了好多中农、富裕中农、新富农和干部家属，“左”的行动使农民怀疑我们党对劳动起家的农民究竟持何政策，显然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影响工商业者的营业。这是一个失常的情况，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发展生产就会遇到更多困难。地委准备用全力领导春耕生产，斗错了的一律平反，退还错没收的全部财产财物。

    1948年春耕开始后，马明方到延川县城市区检查生产。3月14日，他到第六乡检查，向乡支部书记问了一些基本情况：“你乡有多少户”？“全乡有多少军工属”？“全乡共有多少地”？“你亲自参加哪个村的生产动员会，群众提出些什么问题？有几户没地的，没地的户怎样和别人伙种”？等等。对于这些基本的情况，乡支书都未能具体的回答上来。马明方说：“你是只把上边的指示传达下去，没根据下边实际情况和群众商量具体问题。”《延川报》和《群众日报》先后以“西北局马副书记和刘支书谈生产”为题，刊登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号召干部加强对生产的具体领导，纠正不踏实的工作作风。

    开辟黄龙新区

    黄龙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南面东部的国民党统治区，蒋介石反动集团长期在这里集驻重兵，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和侵扰。另一方面，中共黄龙特委领导的地下组织也有相当的力量，党员800多名，游击队员2000多人。因此，内战一爆发西北局就把开辟黄龙新区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47年5月，西北局后委将中共黄龙特委“桌儿山会议”记录报送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审阅批示，马明方向黄龙特委转达了以下三条指示：（一）鉴于过去多次经验，我们在蒋管区工作的开展，主要依靠人民游击战争的自力更生，野战军只能在消灭敌人正规军、打开局面方面给以推动，而且更要估计到野战军不会永远在一个地区行动的，敌人在我主力军走后也会再来的，故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复，游击根据地才能变成巩固的解放区。因此一切武装工作，党的组织均须服从这一形势的发展而规定它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二）从特委的报告中也可看出，统战的对象、策略与斗争，仍应予以极大的注意。必须清楚，统战阵营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但他们究竟是上层人士，其动摇性是不可避免的。故与他们这一类人联络反对蒋介石胡宗南，必须有联合又有斗争，不要怕他们不来，斗走后碰了反动压力又会回来的。（三）游击队仍应以劳动人民为基本成分。从敌军来的士兵，如经过战斗考验，应欢迎其中成绩好的入党，并提升之。成绩不佳的游击队，如纪律不好，战斗不行，应以得力的领导同志自己下去领导改变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