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战争开始前，中央和西北局为了迎击敌人进攻，决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中央派康生、胡乔木率中央机关200多名干部，马明方、马文瑞、常黎夫则带领由我们西北局一些人员组成陇东工作队。当时一方面敌情严重，同时人们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有一种错误思想，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打击中农。认为中农是中间派，“中间派最反动”，甚至提出“血染中农”、“逼他们上梁山”。支持、赞同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康生，坚决反对的是胡乔木和马明方。乔木同志从理论上进行了反驳，明方同志则以实际体会指出：“对地主要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同时要给以出路，使其自食其力。”“中农在农村居绝对多数，是我们可靠的朋友，万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正是由于他们坚决抵制了这种“左”的思想，使边区土改较健康顺利完成。以后中央先在米脂杨家沟开了“十二月会议”，后在河北西柏坡开了土地会议，我们看到了中央文件，更加认清了“左”的思想的危害，也不禁深深赞赏明方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敌人占领延安后，为了诱敌深入，我大军向北转移，敌人误以为我军要东渡黄河，便星夜兼程向吴堡、佳县一线进犯。明方同志时任西北局副书记，主管机关和后勤。他判断敌军可能于次日中午进抵黄河岸边，但西北局的家属、物资尚在佳县双湖峪。当天下午，他即命我带一通讯员兼程去传达命令，以最快速度把人马物资送过黄河。我们急奔一夜，终于在天亮前到达后方指挥部，用一切办法完成渡河使命。当我们把家属、物资安置在河东村庄时，敌人先头部队果然进占了河西的山头；尽管敌军疯狂扫射，我们的人马已安然无恙，敌人只好望河兴叹。我们在庆幸自己的幸运时，不禁衷心称赞明方同志的预见。但是当时边区银行的领导同志却警惕性不高，直到敌人抵达岸边才组织过河，当敌人从山头上猛烈射击时，他们惊慌失措，把大量黄金、白银弃入黄河中，使人民财产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银行主要领导也受到了处分。这更使我们敬佩明方同志的务实和果敢风格。

    1954年，党内发生了高饶事件，明方同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为了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分别成立了两个小组。明方同志被指定为高岗小组实际负责人，我当时在中办工作，被派去当联络员。高岗问题比较棘手和复杂，但他召集各方人士开了20多天会议，统一了认识，做出了结论。由于高岗在西北干部中有一定影响，会后中央派明方同志去西北各省传达，我也随同前往。在几十天的日子里，我也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开头，人们对高岗问题有不大符实的看法。一些人把问题提得很高，要按叛徒、内奸对待；另一种却认为只是作风问题。明方同志则实事求是地提出：（一）高岗问题的实质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骄傲自满，最后向党闹独立，破坏了党的团结。（二）高岗问题的危害是资产阶级对党腐蚀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进攻的表现，我们要击退资产阶级进攻，防微杜渐。（三）高岗问题是高岗本人的事，不株连也不应株连别人。高岗曾对革命有过贡献，骨灰还可存八宝山公墓。明方同志的意见不但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解除了顾虑，而且把大家引导到努力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他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表现，也是他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坚贞不屈

    明方同志在新疆狱中的战斗生活，本来是他一生中的一篇壮歌。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诬为向敌“投降”的“叛徒集团”头号人物而被管押，吃尽了苦头。事实是，明方同志在新疆的四年监禁中，先是隐名埋姓，后为监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敌人千方百计的迫使他们投降叛变，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灌辣水，站炭渣，坐黑牢，刺指头，上老虎凳，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