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工作，后来，我们就相互熟悉起来，最后结成了夫妻。

    1934年5月，在清涧县东区的胡昌平村，中共陕北特委召开了一次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我们这十几位女同志也赶来参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轰轰烈烈的场面。特委的许多领导都出席了这次大会，我记得有马明方、郭洪涛、崔田夫、李铁论、贺晋年、白雪山、高朗亭等同志。

    大会结束以后，马明方同志叫住我：“飞娥（我的乳名），砸门一起谈一谈吧。”我俩就坐在村里的一位老汉的炕边上，唠起了家常话。

    他先问我：“你还记得那一年我到你家吃过饭吗？”他这一问，把我给问愣怔了，一时想不起来这件事。他笑笑说：“那一年我到你家吃晚饭，你爹还让你叫我干爹呢！”

    他说到这里，我立刻响起来已经牺牲的父亲，禁不住哭了起来。马明方同志安慰我说：“孩子，不要太难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你现在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了，这很好啊。”他还再三嘱咐我说：“今后在革命队伍中，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加强锻炼，要学习你父亲白明善同志，像他那样坚强勇敢、坚贞不屈。”他一边说，我一边不住地点头，觉得他像我的父亲一样，又教给了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5年初，我来到陕北特委印刷处工作。当时的陕北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下，我们仍然处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局势动荡不安，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要转移。那时我只有14岁，又是一个女孩子，所以马明方和郭洪涛两位同志就安排我在特委机关做收发工作。同时，还让我帮助当时特委的妇女部部长白茜同志做些妇女工作。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在实际斗争中得到锻炼。

    由于我识字不多，开始做收发工作，也有许多困难。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马明方同志就亲自教我学文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为了帮助我做好文件的收发，他给我订了一个小本子，把当时特委领导下的十几个县的名字都写在上面，让我每天把这些县名写一遍，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县名有：清涧、绥德、佳县、吴堡、神木、府谷、安定、赤源、秀延等等。明方同志还再三嘱咐我说：“要把每一天发出的文件材料和信件一一记载清楚，免得出现错误。”达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我父亲牺牲以后，家里的生活非常困难。1936年，我在延川县做妇女工作。有一天，我母亲忽然带着11岁的小弟弟天林（后改名为白治斌）来到县上找我。我们母女一见面，母亲就抱住我痛哭起来。她告诉我，自从我参加革命离家以后，她一直带着弟弟天林和妹妹春娥四处讨饭。后来，5岁的妹妹活活地饿死在要饭的路上……

    听了母亲的一番哭诉，望着才11岁的弟弟，我马上想起了马明方同志，于是就给他写了封信，详细向他汇报了我家的变故和目前的困境。他接到信后，立即回信给我，让弟弟天林去特委找他。弟弟走了没有几天，就来信告诉我，马叔叔把他送到了陕北保育小学学习，让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秋天，我正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得知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后，在返回延安的路上，被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明方同志在狱中受尽酷刑，后来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方交涉，才回到延安。他们一行回到延安的时候，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马明方回到延安后，住在王家坪。因为多年没有见到他，非常想念。于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向学校请了假，到王家坪去看望他。见到我，他非常高兴，问寒问暖，问我的学习和工作。在谈话问，我提出一个建议，希望能给我的父亲白明善烈士修建一座陵园，建立一座纪念碑，以弘扬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并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