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后人。

    他听了我的建议后说：“这件事我也非常同意。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做这件事，还有许多困难。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再想方设法为明善同志建陵立碑。”他说得十分动情，充满对已经牺牲的战友们的缅怀和思念。

    当天，他就留我在他的住处吃了晚饭。吃完饭后，他又带我参加了周末舞会。使我意外惊喜的是，那天晚上，毛主席、朱老总、少奇同志和贺老总等领导同志都来了。我和马明方同志跳了一圈。然后，他就带着我与在场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介绍我是烈士的女儿，让我和他们一起跳舞。那一天晚上，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我先后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少奇同志、贺老总跳了舞。中央首长们还关心地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

    那天晚上回到党校以后，我高兴得一夜都没有合上眼……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宁夏工作。1952年，我去西安出差，参加西北的妇联会议。散会以后，我就去中央西北局机关看望马明方同志。见到我，他还像当年一样，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仔细询问我在宁夏工作的情况，还惦记着我的弟弟白治斌，问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接着又问朱敏和孩子的情况。听说朱敏身体很不好时，他关切地说：“朱敏同志，我非常了解，他是一个好同志，也很能干。”他再三对我说：你要多多关心朱敏同志的健康，你回去以后告诉朱敏，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

    聆听着他的谆谆教诲，我在心里不禁默默地喊了他一声：“爸爸！”他真的像父亲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全家。

    “文革”中，马明方同志深受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一伙的迫害，身心遭到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72年，他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不得不送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病。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心急如焚，真想立即来到他的身边，为他端屎接尿，好好地侍奉他。但是，在“四人帮”的极端限制下，我始终未能如愿。只能见到他的夫人和女儿，每次见到他们，我都要仔细询问马老的身体近况。

    使我终生遗憾的是，一直到他被迫害致死，我也没有能再见上他一面。1974年8月13日马明方同志含冤去世。听到这个噩耗，我的五内如雷轰。但是，当时连向他老人家做最后诀别的权利也没有，只能在心里悼念他……

    粉碎“四人帮”后，也是一个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和孙子，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明方同志，想起马老与我家的两世契交，禁不住热泪盈眶，遂口占诗一首，作为对他的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