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的商业及工业繁荣。这些古老家族的继承人往往不肯和“俗气的商人”——他们用“真挚的”友谊和社区精神的能力，来调和他们的刁滑欺诈——坐下来谈生意，哪怕是喝个茶也不肯。这些古老的奥斯曼家族，也遭他们雇来维护其利益并为他们收租金的律师坑骗，却被蒙在鼓里。每回我们去他们的别墅或博斯普鲁斯“雅骊”看望濒临消失的这类人，我便明白他们大半宁可与他们的猫狗为伴而不愿与人为伍，因此我始终特别看重他们对我表示的关爱。五或十年后，古董商波尔塔卡鲁在他的古玩店展示这些人周围的家具——读经台、长椅、镶珍珠桌、油画、加框字画、老式步枪、祖先传下来的古剑、牌匾、大钟——使我深情地忆起他们所过的没落生活。他们都有一些嗜好和怪癖让自己分散注意力，暂时忘记与外界的糟糕关系。我记得有个虚弱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让我父亲看他收藏的钟表和武器，仿若展示秘藏的春宫画。有位年老的伯母嘱咐我们走往船库途中绕过一堵低矮崩塌的危墙，使我们想起五年前来看她的时候，她也说一模一样的话，觉得很好笑。还有位伯母低声讲话，以免仆人听见她宝贵的秘密。另有一位伯母不客气地询问我祖母出身何处，使母亲很不愉快。我有个胖舅舅养成了带客人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参观他的房子的习惯，然后讨论七年的贪污丑闻及其后患，仿佛这消息当天早上才在《自由日报》上报道，使全城大为激动似的。我们顺利完成这些奇特的仪式，我尝试从母亲的眼神中确定我们举止得当。我也渐渐明白，我们在这些有钱的亲戚眼中并不重要，我突然想离开他们的“雅骊”回家去。当有人把父亲的名字弄错，或误将祖父当做某个乡下农人，或——我常在蛰居的有钱人身上看见——夸大某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女仆未按照要求拿散装糖而拿来方糖，侍女穿的袜子颜色令人不快，快艇靠房子太近）时，我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但尽管附庸风雅，他们的儿孙们，我必须与之友好的同龄男孩，却一律被认为是“很难相处的家伙”——许多人在咖啡馆里和渔夫起争执，在市区的法国学校揍神甫，或者（假如没被关进瑞士疯人院）自杀了事。

    这些家庭陷入琐碎而棘手的纷争，往往闹上法庭，这一点，我觉得他们跟我自己的家有相似之处。有些人在他们的别墅共同生活多年，即使起诉对方，也还是同聚一堂共进家宴（正如我的父亲、姑妈们和伯父们）。积怨过深、把感情和行为混为一谈的人则比较痛苦，连续多年拒绝跟对方说话；有些虽继续同住一栋“雅骊”，却看不惯讨厌的亲戚，于是以简陋的灰泥墙隔开“雅骊”最美的房间，阻断畅通无阻的挑高天花板和博斯普鲁斯的全景风光，薄薄的墙壁迫使他们仍得整天听可恨的亲戚咳嗽走路；假使平分“雅骊”的其他部分（“你住后宫，我留在附属建筑”），原因不是为了自己舒适，而是知道对讨厌的亲戚造成不适而觉得开心；我还听说有些人采取合法行动，阻止亲戚使用庭院。

    当我看着这些家族的晚辈们兴起另一波类似的纷争时，不禁怀疑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是否对世仇别具天赋。共和国初年，祖父积攒财富之时，一户有钱人家搬到尼尚塔石，和我们位于帖斯威奇耶大街的家相距不远。这家的孩子们，把他们的父亲从阿布杜勒哈米德时代某帕夏手中买来的一块地分成两部分。哥哥盖了一栋公寓，按城市条例远离人行道。几年后，弟弟在他那半土地上盖了一栋公寓，虽仍依城市条例行事，他却故意离人行道近三米，只为了挡住哥哥的视野。哥哥随后建了一堵五层楼高的墙——尼尚塔石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目的就只为了挡住弟弟房子的边窗视野。

    你难得听见搬往伊斯坦布尔的外省家庭发生此类纷争。正常现象是相互支持，尤其如果他们不太有钱的话。196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地价亦随之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