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坦布尔住好几代以及握有任何财产的人都发了意外之财。为了证明他们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自然是引发分产之争。有两个兄弟拥有巴克尔廓伊后面的荒山土地，在城市朝该区扩展时发了大财。这或可说明弟弟为何在1960年代开枪打死他哥哥。我记得报上的报道暗示哥哥爱上了弟弟的妻子。这件事发生时，凶手的绿眼儿子正是我的小学同学，因此我饶有兴致地追踪了这件丑闻。这条新闻在头版刊登许多天，城里的人专心阅读这则贪婪与激情的故事细节，而凶手的白皮肤红头发儿子则照常穿着吊带短裤，抓着手帕默默啜泣一整天。后来的四十年，每当我经过有着我那吊带短裤同学姓氏名称的城区——如今住有二十五万人——或听人提起这家人（毕竟，伊斯坦布尔是个大村落），我便忆起我这位红发朋友发红的眼睛，沉默的眼泪。

    各大造船业家族（都出身于黑海沿岸）不愿将纷争闹上法庭，宁可选择惟有武器始可满足的激愤。他们从拥有小木船队起家，角逐政府合同，但并不通过西方人理解的自由竞争，反倒派出盗匪帮派恐吓对方。有时厌倦了彼此厮杀，便和中古时代王公贵族的做法一样，把女儿嫁给对方，但随之而来的和平好景不常，不久又开始射杀彼此，让如今属于双方家庭的女儿深感哀痛。在他们开始买进大型驳船，发展他们的小货轮舰队，把某个女儿嫁给总统的儿子之后，他们便成为“你听说了吗？”专栏的常客，于是，母亲追随“玫瑰—女神”的叙述，了解他们“豪华的鱼子酱以及香槟浇灌的”派对。

    在这类派对、婚宴和舞会上——父亲、伯叔们和祖母经常参加——总是有一大群摄影师，我的家人会把他们的相片带回家，摆在餐桌上展示几天。我认出相片中的一些人到过我们家做客，另有几个我在报上看过的知名人士，以及一路帮助他们的政治人物。我母亲跟她常参加这些活动的妹妹在电话中交换意见时，我便尝试想像是什么样子。打从1990年代，社会名流的婚礼已成为媒体、电视台和国内名模参与的盛事，全城都看得见宣传的焰火。但是在一个世代前，情况大不相同：其目的不在于炫耀，而是让有钱人聚在一起，暂时无需忧惧好事贪婪的政府，即使只有一个晚上。我小时候参加这类婚礼和派对时，尽管惶惑不安，但同这些贵人在一起使我感到快乐。当母亲用一整天时间穿衣打扮，踏出家门前往派对的时候，我也从她的眼神看出这种快乐。期待在外面度过开心的夜晚还是其次，倒是因为能跟有钱人消磨夜晚而心满意足——由于某种原因，你知道自己属于这群人。

    进入灯火辉煌的大厅或（盛夏时节）华丽的庭院，走在布置精美的桌子、帐幕、花圃、伙计和男仆间，我发现有钱人也喜欢相互为伴，有名流出席时更是如此。他们就像母亲那样环视人群，看看“还有谁”在场，看到“吾等之辈”便感到欣慰。多数人不是靠努力奋斗或聪明才智而致富，而是透过某种好运或他们如今想要遗忘的一场骗局，他们的信心来自他们了解自己的钱财比他们梦想花的钱都要多。换句话说，只有跟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才得以放松，自鸣得意。

    在人群中闲逛一回后，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使我开始觉得格格不入。看见我们买不起的奢华家具或奢侈用品（比方说，电动切肉刀），使我灰心丧气，看见父母跟那些吹嘘自己全靠某种耻辱、灾难或诈骗才发家致富的人关系密切，更增加我的不安。之后我发现，打心眼里喜欢与他们为伴的母亲，和恐怕与他的某个情妇眉来眼去的父亲，并未完全忘记他们在家中谈论的恶毒闲话，只是决定暂时放在一旁，即使只是一个晚上。说到底，有钱人不都是做相同的事情?我心想，或许这是身为有钱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事总是“好像”。有钱人在这些派对中巨细靡遗地抱怨上回坐飞机吃得不好，好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