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白匪军的讨伐队枪杀了她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当时玛丽娅只有七岁，但她记得，四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哥萨克把父亲五花大绑，押到邻居家柴棚的泥墙边，枪杀了他，又把他的尸体抛上一辆大车，还用粪肥盖在上面，拉到田里。那是早春时节，沤了一冬的粪肥冒着缕缕透明的蒸汽，几匹瘦马红长时间也没能把大车从泥泞中拖出来。白匪走后，村人们把父亲的尸体运回村里，埋葬到墓地。母亲去世时，玛丽娅是十六岁。她成了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于是，她家的邻居——伊万的父母——便来照看她。他们给她修好了破房子，帮她用柳条篱笆围起院子。伊万比玛丽娅年长三岁。他俩都只能读完小学四年级，因为学校离得很远，在区中心镇上，再说还得干活糊口。伊万和玛丽娅都是共青团员。她俩都是头一批参加集体农庄的人。娇小玲珑、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玛丽娅早就被伊万喜欢上了，他俩经常在树林里散步，有多少个漫长的夜晚都一起坐在村后那条浅溪的岸边。不久之后他俩便结了婚，婚后一年玛丽娅生了个儿子，取名叫瓦夏。

    魁梧有力的伊万钟爱自己的妻子。他喜欢背着村人把她抱在怀里，因为她身材娇小，所以管她叫“小图钉”，又因为她鼻梁上有几粒不显眼的雀斑，所以又称她“小花脸”。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伊万的爱情却没有消退。因为玛丽娅的性情沉静安详，因为她的纯朴，因为他们家中总是那样洁净舒适，所以他对玛丽娅更加眷恋，更加尊重。玛丽娅则对他回报以同样的爱情。

    他们两人都在列宁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干活：伊万当司机，玛丽娅是挤奶员。农庄管委会离得很远，在三十多公里以外，位于荒僻草原的这个村子里的全体成年居民就组成了第三生产队：他们播种粮食，饲养牛、羊、猪。领导生产队的是老共产党员、从前的牧羊人费奥多尔大数。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伊万。

    战争爆发之前，伊万和玛丽娅在农庄的帮助下盖了一栋新房，新开了一片果园。房子盖在村边。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安度一生。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战争爆发的当天，伊万、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和另外十一名村人便被召到军事委员会，派往前线去。秋天，费奥多尔大叔的妻子玛尔法大婶收到了阵亡通知。又过了几个月，瘦骨嶙峋、面目全非的伊万回到村里。他的左臂从肘部靠上的地方起被锯掉了。玛丽娅因为丈夫归来而欢天喜地　，尽其所能地劝慰他，不过，他显然是在一个不祥的时刻回到家里来的。战争的巨浪正在不可阻挡地逼近这个小村。德国人在南方的夏季攻势进展顺利。苏军正在向伏尔加河及高加索退却。就在那些日子里，好象故意为难似地，伊万发起高烧来，残肢出现了瘘管。集体农庄主席把他送到区里的医院去看，医院说残肢的骨头正在发炎，叫做骨髓炎，这种病需要专门治疗，可是医生们目前又无法保证给以这种治疗，因为全部医务人员都正在疏散。

    伊万从医院回来以后的那些天是他们家庭生活当中最困难的日子……

    现在，玛丽娅躺在干枯的马铃薯茎叶中间，回忆着充满痛苦、眼泪和不祥预感的那些日子，那是些象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发声某种不可避免、而且又无可挽回的事情的可怕日子。她记得伊万当时说的每一句话和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记得那些话是在什么地方说的，是怎样说的，她记得重病在身的丈夫的面部表情，也记得十岁的小瓦夏是怎样哭的……

    伊万从医院回来以后，便躺到摆在一棵老苹果树荫下的那张宽大的长木椅上。那是种植新果园时没有刨掉，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棵树。这棵苹果树是伊万的爷爷在很久以前栽下的。爷爷家的后院与小溪毗连，后来，爷爷去世了，后院便荒芜了。到了战争之前伊万和玛丽娅在爷爷这个凋零的院落里选中了一块合适的地方，盖起了房子，也留下了这棵老苹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