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几个清晰的白字：“列宁集体农庄第三生产队”。当时，小瓦夏就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他给父亲递油漆罐、尺子、钉子，还在煤油里涮洗画笔。那是一个和暖的春日，蜜蜂在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冠当中嗡嗡飞着，小瓦夏养的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叫。生产队的人正在准备庆祝“五·一”节，大家都兴高采烈。那一天，玛丽娅在忙着烤大蛋糕和收拾屋子。其间还骂了小瓦夏几句，因为他把新衬衫蹭上了油漆。午饭后，伊万和小瓦夏把牌匾抬到生产队队部，钉到正门上面，稍有一点前倾的角度。队长费奥多尔大叔在牌匾上方那根镀成银色的旗杆上拴了一面鲜红的节日旗帜。村人们傍晚收工回来，个个都在欣赏鲜艳的牌匾和旗帜，夸奖伊万，嘲笑满身油漆的小瓦夏。

    现在，从房上拽下来的这块牌匾就扔在大路上。木框已经折断，德国卡车的沉重车轮从红铁皮上碾过，把它压进土里。牌匾旁边放着一把三齿铁叉，铁叉把几乎完整无损，只有一头烧焦了一点儿。玛丽娅马上认出了自己的叉子，立即想起德国人把伊万带走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当时她正在院里整理被邻居家的牛犊拱倒的草垛，没有放下叉子就向队部跑去。她在失去知觉的时候扔掉了叉子，那天晚上，也没人将这把叉子拾起。她还想起伊万是怎样拾掇这把叉子的：他在生产队的打铁炉把它打得现出瓦蓝色，又用钢锉把每一个叉齿锉尖，还花了好长时间做了一个弯度顺手的柳木叉把。

    玛丽娅很可惜这块被卡车碾瘪的牌匾。她拾起牌匾，捡起铁叉，沿街向自己家所在的村边走去。在科尔涅大叔家的院旁，她看见一辆倒扣着的双轮马车、一个被打死的德国兵和一匹死马。德国兵是个很胖的中年人，虚肿的两颊上满是黑胡子茬。他的脑壳被打得粉碎。一块弹片打中了大得跟象一样的枣红马的肚子。双轮马车旁边倒着两个能盛一百二十升水的军用保温桶。其中的一个铝盖掉了，玛丽娅看到里边装着些剩咖啡。她急不可耐地想吃东西，便拧开了另一个桶的盖子。这只桶里装的是香肠末拌土豆泥。

    玛丽娅用双手从桶里捧起凉土豆泥来吃了一些，也喂了贪谗地扑向食物的老伙计。现在，玛丽娅开始感到渴得难受。她喝了一口苦咖啡，又急急地向村里的井边走去，想自己喝个饱，也饮饮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的狗和牛。

    村中只有一眼井，就在两排院落中间的大路边。勒着铁箍的木井架、橡木轳辘和铁链都完好无缺。井架上甚至还放着一只木桶。玛丽娅快步走到井旁，往井里看了一眼，吓得马上跳开。井里漂浮着一些死猫死狗的发胀的尸体。幸而桶里还有水。玛丽娅贴仅桶边喝足了水，也让狗用舌头舔着喝了一些。每头牛只能喝到三口。玛丽娅好不容易才把水桶从枣红色的牛脑袋旁边拖开。她明白，牛没到河边去过，很久没喝水了。它们不依不饶地把头伸向水桶，用犄角顶着桶底。

    “你们就先忍一忍吧，”玛丽娅说。“要是不出事的话，我明天就把你们赶到河边，让你们喝够……”

    她回头看了看德国兵和死马尸体躺着的地方。“得把他们遮盖起来，”玛丽娅思忖着。“那找到一把铁锹就好了。埋一个人的力气我还有，不过我可真不知道该拿这匹肥壮的死马怎么办。乌鸦大概会把它啄光的。”她手里拿着牌匾和铁叉，警觉地顾盼着往前走去。她克制着恐惧，悄悄地走着。她担心随时会有个手端自动步枪的德国兵从哪个黑乎乎的烟囱后面跳出来，一枪把她和尚未出生的婴儿打死。但四下里一个活人也没有，只有往往是在被遗忘了的古墓中才有的那种令人难受和压抑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