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①不同意陕西省委提出的以城市为中心，“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泾渭河交通的”军事冒险方针。②考虑到这一决议制定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国各个苏区的发展处于顶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一决议能够摆脱“左”的错误的束缚，提出许多实事求是的主张，因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是党为陕甘边以至西北地区红军建设和苏区政权建设制定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分析了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特点，规定了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进行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根本任务。它对于创造和巩固主力红军和游击队，对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在这个《决议》精神的指导下，陕甘边党和红军及苏区群众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创建红二十六军和照金苏区的英勇斗争。

    （二）陕甘边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

    1932年12月中旬，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当部队到达陕西淳化县境内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转角镇休整待命，准备改编为红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下旬，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宜君县的转角镇。这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也以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他一到部队，就极力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关于“改造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反右倾”的纲领，对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横加指责，诬篾他们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梢山主义”等等。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等同志的职务，开除了谢子长、阎红彦的党籍（后经省委查明情况，撤消了这个错误决定），强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到上海“受训”。由于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最后才勉强把刘志丹、杨仲远留下来，但不给任何职务。由于杜衡大搞宗派主义，根本不相信陕甘游击队的各级干部，于是把杨仲远、吴岱峰、杨琪以及排以上干部的枪全部没收，还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排以上干部必须从班长和战士中选举，并由政委（杜衡自己）任命产生。①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失利后由1500人减为200人，兵力大减，无法实现中央决定的首先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作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杜衡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参谋长，汪锋任团党委书记，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全军共200人。由于杜衡推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刘志丹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不给职务，谢子长、阎红彦被送往上海的白区中央局“受训”。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刘志丹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职位高低，积极帮助王世泰开展工作。他为红二十六军的正规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先后制定了《政治工作制度》、《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这样就把毛泽东同志关于红军建设的思想运用到红二十六军的实践当中去，保证了红二十六军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他也顾全大局，胸怀坦荡，主动协助王世泰指挥作战，因此，红二十六军干部战士亲切地称刘志丹为“我们的好参谋长。”①

    二、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诞生后，根据中央作出的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