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在红军背部夹击。但狡猾的谭世麟曾与红军多次交手，无不以惨败而告终，生怕这次又吃亏，从一开始就留了一手。他打算如果红军失败，他就从红军背后进攻，如果赵团溃败他就来个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后见红军占领山头，他就按兵不动。当他得知赵团失败后，当天晚上带领部队向赵团靠拢。赵团溃散士兵晚上在附近村子休息，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进村后，打几枪，大喊“缴枪不杀”、“红军来了！”吓得赵团溃军拔腿就跑，谭世麟捡了不少枪支，发了洋财。赵文治团散兵游勇逃回庆阳城的不足300人，从此，赵文治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恢复团的建制。

    毛沟门战斗后，红军主力向合水县包家寨转移，并进行了短期休整。

    （二）包家寨会议，关于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的确定

    1933年11月3日-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这次会议恢复了红二十六军，确定了陕甘边红军行动方针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危急当中挽救了党和红军，它是陕甘边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史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包家寨会议对陕甘边红军建设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包家寨会议是在照金苏区再次被敌摧残，陕甘边党和红军又一次失去后方依托，处于无立足之地的最困难时刻召开的会议。因此，这次会议对陕甘边红军的命运和前途的影响至关重要。

    包家寨会议召开前夕，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陕甘边红军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时，尽管陕甘边红军在外线作战中，因刘志丹的果断正确的指挥，连连获胜，但就整个西北地区和陕甘边革命的全局而言，却因杜衡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恶性膨胀，连遭挫折，形势恶化，转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党在西北地区遭受的重大挫折有：

    一是陕南红二十九军的失败，使西北红军丧失一臂，也使陕甘边红军失去了呼应和配合，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陕南红二十九军是1933年2月24日，由红军川陕边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下辖两个团，全军共2000余人。这支红军是当时仅有的两支西北主力红军之一（另一支就是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也是唯一能与陕甘边红军作战略配合行动的红军主力部队。1933年4月1日，暗藏在红二十九军的反革命分子张正万、张登祥等人，乘红二十九军主要干部在马儿岩召开会议之机，袭击会场，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陈子文等51名干部被害。不久，红二十九军在国民党的合围下，遭到严重损失。余部被改编为红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团，共300余人，杨维三任团长，张明远任政委。9月，国民党军5个团共12000余人的兵力“围剿”红二十九军余部。独立三团伤亡严重。至此，陕南红二十九军彻底失败。红二十九军的失败，使西北红军的一支主力部队丧失殆尽，也使陕甘边红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的“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我党在陕甘边经过千辛万苦创造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冒险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所断送，给陕甘边武装斗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三是1933年7月下旬，共产党人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遭到了强敌镇压而失败，王泰吉起义军余部百余人退入照金苏区。

    四是渭北游击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边红军失掉了南下作战的基地依托。渭北三原武字区是陕甘边红军的老游击区，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和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多次南下作战，开展游击活动时，都是以这里为依托地区。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