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6月，红二十六军南下终南山失败后，陕甘边特委在三原武字区的焦村，以渭北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团。红四团成立后，转战三原、富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于是向渭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在敌军重兵围攻下，红四团撤离了渭北游击根据地，于8月初转至照金苏区。渭北游击根据地遂告陷落。

    五是照金苏区陷落使陕甘边子午岭南麓的革命斗争转入了低潮。1933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剿杀红军，调集了四个团的兵力，以杨子恒为总指挥，由旬邑、淳化、耀县的民团配合，共达6000余人，向照金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16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被迫退出根据地中心薛家寨，照金苏区暂时失陷。此后，陕甘边子午岭南麓一带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旬邑、淳化、正宁、耀县、宜君一带的革命活动处于困难之中。

    六是陕西省委遭敌破坏，杜衡被捕叛变，结果陕甘一带的地下党组织也先后被打散，许多党员和革命群众英勇牺牲。

    上述史实充分说明，从1933年夏，西北红军两支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九军的先后失败到照金苏区、渭北游击区、陕南游击区的丧失，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陡然逆转，一度生气蓬勃的西北地区陷入了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如何保存西北地区仅存的一支红军部队，并摆脱面临的危险境地？如何重建革命根据地，从而使红军在长期作战之后，有一个休整和补充之地，并使红军获得后方的支援和依托？如何重建红二十六军？如何正确地决定陕甘边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如何开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并不断取得胜利？这些关乎全局而又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一直萦绕于刘志丹同志的脑际之中，始终为刘志丹同志所沉思。10月29日，当陕甘边红军取得毛沟门战斗大捷的辉煌战绩，打垮敌军一个团的追剿之后，在军情缓解，部队获得休整机会的情况下，刘志丹及时地向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研究解决今后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重建红二十六军，确定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格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建议。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立即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并决定由刘志丹主持在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来系统研究解决这些事关陕甘边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问题。因此，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及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陕甘边红军的存在和发展，对武装斗争和“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都产生直接的影响。

    其次，包家寨会议确定了陕甘边革命的重点为南梁地区，正确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未解决好的有关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问题，从而为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构画了蓝图。

    从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地区林锦庙的会师，直到照金苏区的失陷，在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践中，陕甘边党和红军虽屡受挫折，也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但是，在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究竟到哪里去开展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关系到陕甘边红军的命运的根本方针性问题一直没有得解决。从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新堡整休期间将这个问题的提出，到三嘉塬整编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对此的争论，再到韩城失利后，围绕“南北分家”问题引起的争论，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在当时，由于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再命令红军南下关中平原，占领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谁要是提出到陕甘边子午岭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根据地，马上就会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对抗省委”、“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等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