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三嘉塬事件的发生，“南北分家”错误主张的提出，红二团南下失败，无不与“左”倾险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方针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在实践中已经先后逐渐认识到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关系陕甘边乃至西北地区革命的成败，于是他们都先后在实践中自觉抵制杜衡的“左”倾错误的干扰，并在陕甘边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创建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和照金苏区。但是，在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下，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及大批的忠诚的党和红军干部被杜衡撤职查办。杜衡甚至认为在红二十六军中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问题”和“反革命的阴谋问题”，从组织上剥夺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红二十六军的正确领导权，最终导致红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这样就使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曲直有了明确的答案。

    红军二十六军南下的失败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渭北游击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连续丧失，把红军的行动方针这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又一次提到了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面前。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坚持陕甘边游击战争，就必须在创建根据地时，充分考虑到地理和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及群众基础，注意地理环境的重要作用，就必须选择一个更好的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并以此为中心，广泛建设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地方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①这样一套武装力量体系，使革命根据地波浪式向四周发展。对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完满的解决。这次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指导，在认真总结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三项重大的决策：

    1、撤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逐步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

    2、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格局。

    3、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子午岭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三项重大决策是相辅相成的，其核心就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红军的武装斗争重点转移到南梁地区，这样就解决了红军行动方针这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认识到在西北地区，由于敌强我弱，红军孤军奋战，因此，要想保存和壮大红军部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区作为红军活动的中心区域。包家寨会议根据刘志丹等人的建议，决定把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放在南梁地区，这的确是一个合乎实际的决定。

    南梁位于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包括玉皇庙川、脚扎川、荔园堡川、二将川、凤川等与陕北交界的广大地区，方圆几百里。这里沟壑纵横，森森茂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进可直逼关中，瞰制咸榆大道，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对开展陕甘边游击战争十分有利。

    南梁是陕甘边红军的摇篮和发源地，陕甘边红军部队就诞生和发源于这里。1931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都曾在这里活动过。1932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又曾到这里休整补充，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都曾在这里开展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