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进行过打土豪、分浮财的土地革命斗争。因此，南梁一带的贫苦农民受党和红军的影响较深，便于红军在这里立足和发展。

    南梁地区的群众深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在红色政权创立之前，林镇、南梁一带的295户农民中，无地户多达198户，他们大多为庆阳大地主韩少义、李弟的佃户。这一带20000余亩土地中，仅韩少义、李弟及当地几户中小地主就霸占了18000多亩，每年收地租4000-- 5000多石。地主豪绅用各种剥削方式榨取农民的血汗，同时，南梁一带兵匪横行，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的和革命愿望，这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主力的良好群众基础。

    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交界，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当时，张廷芝土匪部队驻靖边一带，军阀井岳秀所属的高双城部驻守陕北延安，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驻守庆阳，陕军杨子恒部驻守平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勾心斗角。“因为有了白色政权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①因此，包家寨会议作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的行动方针，无疑是符合陕甘边地区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战略决策，从而保证了陕甘边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的巩固和发展。

    几年来的实践使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认识到，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的创建和发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因此，要创造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建设一支正规红军部队。为此，包家寨会议决定，撤消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红军的恢复和发展，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

    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深深地懂得，南梁中心区域的开辟，必须在广大的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的配合下才能得以进行。为此，包家寨会议作出了建立三路游击队的决定。认为要扩大和巩固中心区域的根据地，保证红军行动方针的贯彻，必须大力发展游击区。只有各路游击队相继建立，并在陕北、陇东、关中等地开展广泛的游击活动，四面骚扰和出击敌人，才能与主力红军配合作战，互为依托，相互支援，才能促使南梁地区的根据地得以开辟和巩固，也使陕北、关中、陇东的游击区的斗争得以开展，从而达到扩大根据地，壮大主力红军的目的。包家寨会议的这个英明决策，为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构画了新的蓝图。后来的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作出的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后来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发展的基本格局正是如此。

    再次，包家寨会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从而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对党和红军及根据地工作的影响，保证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陕甘边地区的认真执行。

    包家寨会议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杜衡等人“左”倾错误进行了认真剖析，指出杜衡的“左”倾错误对陕甘边党和红军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有利的形势下，放弃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机会；

    二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盲目地命令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

    三是在强敌的进攻面前搞军事冒险或退却逃跑，使红军主力被断送；四是对坚持真理的同志进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强迫在陕甘边红军内部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这一切都给陕甘边革命斗争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因此，包家寨会议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在危险的形势下确立了一系列有关红军和根据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