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作出关于在陕北开展军事运动的决议。不久，谢子长受命到宜川凤凰山做争取改造地方武装梁占魁部队的工作。1930年夏，刘志丹、谢子长等趁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霖扩充势力之机，成功地组建了一个团，争取民团、哥老会，在陕、甘、宁边界活动。秋，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部驻防庆阳、吴起边界的三道川训练队伍，准备起义时，遭军阀张廷芝部的袭击而失败。10月，刘志丹又借用谭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巧袭合水县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重组队伍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设四个连。部队整编后，在宁县张皮原又遭国民党陈琏璋部谢绍安旅的袭击，损失过半。4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率部编人国民党驻彬县的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正当刘志丹以补充团名义扩充部队、筹措军需时，引起苏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多方营救获释。刘志丹出狱后，继续以陈畦璋部第十一旅旅长名义从事兵运工作。后又在宁县早胜镇遭到陈部高广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缴械，刘志丹脱险回到保安。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焦维炽到甘肃靖远发动国民党警备第三旅起义，也因起义联络失误而失败。

    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等逐渐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单纯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边远山区开展游击活动，逐步建立根据地。1931年9月，刘志丹偕同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县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县太白镇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志丹任总指挥。

    后来，正当红军和根据地发展之时，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提出放弃已有的根据地，南下另建根据地的错误主张，刘志丹挺身而出，从党和革命事业的前途出发，无私无畏地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样做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为此，他再次受到打击。结果，部队南下，在终南山一带与国民党军队苦战，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带领十余人冲出重围，困于山涧，以野果充饥。在严重危急情势下，更显出刘志丹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英雄本色，他亲切地对战士们说：“月亮都有时网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在咱们一边！”“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刘志丹等死里逃生，历尽艰险才回到原根据地。

    四、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崇高品格

    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几年间，“左”倾错误频频出现，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使红军和根据地的领导人数度蒙冤，但他们无论遭受多么大的冤屈，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都不改初衷，无私无畏地坚持真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顾全大局，始终将自己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以对党的赤胆忠心、无限忠诚，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格。

    1932年12月，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污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人的领导职务，欲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仲远等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