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才将刘志丹、杨仲远留在部队，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面对这种无理责难、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对此泰然处之，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不计较个人的名位，积极协助时任团长的王世泰工作，继续尽其所能，维护部队的团结。在1935年九十月陕北错误的“肃反”中，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杨森等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苏区的领导人60多人被诬陷为“右派反革命”，先后被关押在瓦窑堡的监狱里。当时，刘志丹正在前方作战，“左”倾错误的执行者欺骗刘志丹说：调你回瓦窑堡担任西北军委代理主席，指挥北线作战，实则暗中写信命前方捕人。刘志丹信以为真，立即动身。途中他与送信的通讯兵相遇，这位通讯兵认识刘志丹，把信给刘丹看。刘志丹打开，发现原来是逮捕自己的密令。密令中写道：“已确定刘为反革命，速调刘、高回来。”刘志丹明白了一切，如雷轰顶，如箭穿心。但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至死不渝的忠诚，使他毅然决定坦然面对诬陷。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和红军的自相残杀，自毁长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他要自己前去说明一切，请党组织审查自己。刘志丹平静地把信封好，叮嘱通讯兵把信送到，并让他告诉前方负责同志，自己去了瓦窑堡。到了瓦窑堡，他没有去省委，也没有回家，径直去了西北军委，向有关人说道：“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来。”说完，他就被关押起来。就连他的妻子同桂荣和不满六岁的女儿刘力贞也被抓进了管制队，经受磨难。幸有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派人将受诬被捕的同志全部释放，毛泽东、周恩来还接见了刘志丹等人，予以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胸怀坦荡，毫无怨言，但一些获释的干部因蒙受不白之冤而愤愤不平。刘志丹告诫大家，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他说，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对此，党中央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刘志丹等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习和效法的”。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

    五、热爱群众、忠于人民的赤子情怀

    无产阶级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过程就是党和人民结合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就是经过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习仲勋就是这样一位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20世纪40年代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说：“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事实确实如此，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作风，他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这一特点他在西北根据地时期就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艰苦的兵运工作中，他与士兵建立密切的个人关系，进行革命宣传，启发士兵觉悟，培养兵运骨干。在创建照金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地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亲历这段历史的王世泰回忆说：习仲勋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