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最为出名，逐步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各根据地的特点也予以了注意。1930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自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对“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根据地的特点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地区的根据地研究明显偏弱。

    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就较少有人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人民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苏维埃区域。这块根据地后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各民族的革命斗争，更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军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很值得深人研究。

    一、在流动中不断壮大

    陕甘边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并在流动中不断壮大。1936年，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就指出：“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这一对根据地流动性的论述，在陕甘边根据地体现得十分典型，集中体现在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历时六年之久，并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

    1.寺村塬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西北地区进行“兵运”、“起义”等武装斗争，但多次努力都最终失败了。对此，刘志丹认为：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1930年，刘志丹利用担任陇东民团军骑兵营长之机，领导了“太白收枪”，建立了革命武装，并经过努力，在1931年9月，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1月，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4月在正宁县寺村塬组建赤卫军和农民联合会，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5人，常务委员7人，李杰夫任主席，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后来虽然没能存在下来，但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实践，影响深远，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在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批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游击队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去创建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撤离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