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塬，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又返回寺村塬。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游击队后，大批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并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派出战士在五顷原分配土地，限期20天内分配完毕。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李艮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

    2.照金阶段。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后，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筹集粮款，补充队伍，渡过了难关。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开赴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主持这次改编，他大力批判陕甘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逼迫谢子长、阎红彦等离开部队，对刘志丹降职使用，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红二团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肩负起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重任。到1933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先后建立。4月5口，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在这前后，还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地跨耀县、旬邑、淳化三县边界，方圆数十里”。

    正当革命形势不断好转之时，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1933年6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杜衡也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区的党和人民经受了这一严重考验，新成立的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补充进来，加强了军事力量。8月，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并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0月上旬，总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南下转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虽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但照金留守的军民寡不敌众，坚持到10月中旬后被迫突围，照金随之陷落。

    3.南梁阶段。为解决革命面临的困境，明确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月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斗争形势，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确定了刘志丹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勾画出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格局。包家寨子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恢复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行使根据地临时政权的职责。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逐渐成熟。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这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确立，是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5年2月，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下，同时也为应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正式统一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这使陕甘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