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革命斗争进人新的发展阶段，很快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其中，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东到临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三个行政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

    二、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辛历程，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1．在与上级的分歧中顾全大局，坚持真理

    早在1931年秋，刘志丹、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认为这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建立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意见。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南下韩城作战中失利，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部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分歧，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由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一分歧，反映了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且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都反对“分家”，最终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坚持了团结，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省委长期以来坚持到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最终还是给陕甘边区带来极大损失。1933年5月，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决定。而在部队渡过渭河之前，杜衡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离队，后被捕叛变，使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在渡过渭河后，进退维谷，团党委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意见不一。刘志丹最后说：“杜衡是坏人，我们自己搞起来的队伍，他硬是要我们自己去搞垮，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保全部队，现在只有前进了。”部队继续前进，虽经英勇奋战，但众寡悬殊，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再次从反面为建立根据地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陕西省委被破坏，也在客观上排除了“左”的错误指导，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顽强地在绝境中奋起，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从而迎来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2．在内部的探索中顾全大局，宽容相让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照陕甘边的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了一套正确的政策。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下，能正确对待哥老会、烟商、民团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还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在刘志丹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马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青海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郭宝珊本来是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