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于都，显现一派富足的景象：大多数庄稼已经收割完毕，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他物产，地里只剩下晚稻、养麦和红薯。

    与金秋丰收图形成对照的是，在于都群众和红军中存在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除了不同寻常的扩红外，红军征购了大批稻米和粮食，购买了许多盐巴和药品。

    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问：“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你走吗？”回答却时有不同，有的说“当然走”，有的则说“不知道”。这些消息的流传，更增添了市井的不安。很快，谁走谁留的消息传开了，有的带着箱包回到家中，告诉家人他要走了（但不知何时到哪里去）；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

    10月上旬的一天。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偷偷走进了毛泽东在于都的小院。他们一方面是来看望生病的红一军团的老领导毛泽东，另一方面想从他这儿探听一点信息。他们小心地问毛泽东：“我们将向何处去？”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便用隐晦的话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他守口如瓶，一直严格遵守着党中央规定的纪律。当他们还想探听诸如人员去留问题时，毛泽东便岔开了，顾左右而言他。

    聂荣臻元帅50年后回忆说，当时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着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

    当时的气氛就是这样。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军委总部研究重要问题，总是不通知他参加，把他摒弃在外。特别在转移的一项关键性准备工作上，即党中央、政府和军委人员的去留问题上，属于“核心机密”，完全由中央“三人团”掌握，分步实施：党中央、中央政府干部的去留名单，由张闻天、李维汉分管；军队干部名单由周恩来负责，由军委总部四局的叶剑英具体安排；最后由“三人团”审定。因而，当时毛泽东的去留还掌握在“三人团”手中，他自己都心中无数，就更难决定、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他人员去留的命运了。

    据一些老革命家回忆，起初，博古、李德是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之列的。后来，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力争，要求让毛泽东参加转移。周恩来等提出的理由是：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博古、李德见许多重要领导人提出异议，便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思考：让毛泽东随军出发虽有一定危险，主要怕难以驾驭；但他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让他离开“共和国”便起不了多大作用。经反复权衡，博古等认为毛泽东参加转移利大于弊。

    后来，他们对项英解释说：“所以带他西征，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周恩来把让毛泽东转移的决定通知了他本人。后来红军开始行动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副官处领取供应物品时，发现随军“转移”的人员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经反映后，才把毛泽东和他的警卫班、马夫、挑夫、担架员等，一齐编入了第一野战纵队所属的中央队。

    事过40多年后，伍修权回忆说：“如果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许就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这真是周恩来等人的历史功绩。

    当时对党和红军干部的去留是严格掌握的。按照博古、李德等人的指示，秘密准备时搞了登记表，对干部都进行审查，凡出身不好的，犯过错误的，起义过来的，不随队出发而留在苏区……。有的被视作犯过错误的红军指挥员，被编在劳改队里出发。由此可见，当时的走与留，无异关乎生与死，许多同志都坚决要求随军转移。而当时掌握走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