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的博古、李德等人，决定走留人员的标准，主要是看对他们左倾盲动主义的态度，凡是反对过他们，或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所谓“毛派”人员，都被毫不留情地留了下来。

    由于毛泽东本人差点被取消转移资格，无疑，他这个挂名的苏维埃主席，便无权过问下属的去留。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采访说，有人曾悄悄地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高级干部的名单，他知道许多被称为“毛派”的人都留下了。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还有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古柏，等等。毛泽东特别为瞿秋白向博古求过情，要求带上他转移，但是被拒绝了。

    吴黎平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谈到，在准备转移时，毛泽东曾召集政府各部的领导同志在一个山上开会（毛泽东称为青山会议），布置善后工作。

    他向大家说明了当时的战争形势、红军转移的原因，要求各政府机关做好撤离中央苏区前的组织工作。随后，他根据中央决定，宣读了随军的一些部长的名单。瞿秋白当时也出席此会，当听到没有他的名字时，当场向毛泽东要求随军转移。毛泽东当即回答会后再谈。在场的吴黎平曾小声问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秋白这样的老同志随军转移？毛泽东也小声告知吴黎平，他很同情秋白同志，曾向中央局反映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吴黎平只好转向洛甫，请他给中央局的同志求求情。洛甫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

    吴黎平无可奈何，便请瞿秋白到家中吃告别饭。秋白情绪特别激动，一个劲地喝闷酒，声调悲咽地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的摆布了。……我一生虽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他表示，我无论有何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以后，1935年2月下旬，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关押4个月之后，被敌人带上刑场。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当子弹将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际歌》。

    博古、李德等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把他们不喜欢的干部，以及支持过毛泽东的干部都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结果，留下来的干部中，绝大多数都不幸被俘牺牲了，幸免的不足十分之一。

    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年已61岁的何叔衡被留下以后，在福建长汀被包围的敌军士兵开枪打死。

    曾任总政副主任的贺昌留下以后，坚持带领部队与敌奋战。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时，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高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曾以秘密党员身份在“基督将军”冯玉祥部队工作过，后来在二十六路军任职，与董振堂等人一同举行宁都起义的刘伯坚，因与毛泽东的关系，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后来，他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受审，被带上脚镣游街，于1935年3月21日就义，年仅40岁。牺牲前作了一首《带镣长街行》的诗：“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古柏留下以后，在一次带着一队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转移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泽东在1937年得到消息时，曾写道：

    “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

    仓促突围

    转移决策早已作出，准备工作也已进行，但由于博古、李德对他们的阵地防御作战的恶果缺乏清醒认识，仍然持观望态度，因而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实行转移。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