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出发时有86859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0000多人了。

    面对着流血的湘江，许多战士哭了。博古的精神几乎崩溃，李德气得暴跳如雷，毛泽东紧皱眉头一声不吭，周恩来、朱德等痛心疾首陷入沉思……

    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更多的则在思考、对比：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都能取胜？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屡屡失败？红军为什么被迫大转移？为什么会遭到血染湘江的惨败……？悲痛、愤怒、不满，牢骚、怪话、指责，无数的问号，变成了惊叹号，像一把把匕首，直指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人的脊梁。

    通道会议针锋相对

    冲过湘江以后，损兵折将的中央红军进入了广西与湖南交界的越城岭，土名叫老山界，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老山界山势连绵，层峦叠嶂，悬崖峭壁，林深叶密。这是中央红军突围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红军白天黑夜行军，向西北挺进。

    红军指战员们一路行军，一路议论，一路牢骚，大家普遍感到疑惑和不满。连一向开朗、处事谨慎的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人，这时也评头论足，谈论着经验教训。

    在所有这些牢骚和议论中，谈得最深刻、影响最大、不久将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队三人集团”的讨论“失败”。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长征中同编在中央队里，由于他们在行军、宿营时，常在一起讨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具有基本相同的观点，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截然不同，因而被人们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王稼祥原来也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阵营中的成员，经过与毛泽东较长时间的接触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育，最先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洛甫原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重要成员，在事实面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从左倾营垒倒戈，也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三人在湘江惨败以后，不仅讨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而且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特别注意通过报纸等收集敌人情报、分析敌人兵力调动和部署的状况，并不断将敌我态势，分析给洛甫和王稼祥听，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处置意见，以争取他俩的支持。同时，毛泽东和洛甫、王稼祥，还通过各种机会，说服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以求得到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和支持。

    这时的博古，因湘江惨败而一筹莫展；军事顾问李德也慨叹“兵败言微”。

    权倾一切的“三人团”，实际权力已逐步转移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一向是个谦逊宽容、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的人。过老山界时，他就听到毛泽东及其他军事指挥员对“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有意见。在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更加重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中央红军去会合红二、六军团，要转向贵州进军。周恩来认为：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是原定计划，要改变不是小事，必须经过中革军委正式开会研究决定。于是，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县后，开会解决。

    湘西南的通道县，是一个侗族集居的不太有名的小县。取名通道县，也确实具有“通道”之义：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位处湘黔桂交界，贯通三省。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后，中革军委便在这里召开了正式会议，讨论野战军的出路问题。

    会议是在恭城书院里召开的。周恩来作了简短的开场白：“请大家来议论野战军的去向，把平时的意见端到桌面上来。”打着摆子参加会议的李德，见无人打头炮，便首先开了腔：“根据原定作战方案，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转向北方，与二军团联系，在湘黔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