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者，敲锣打鼓，燃放鞭炮，高喊着“欢迎红军”、“欢迎朱毛总司令”的口号，呈现出一派欢腾景象。

    随后，红军广泛开展了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组织工会、农会，还成立了工农兵临时政府——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推选了25名委员。

    1月12日，在遵义市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了遵义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集会——万人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巨幅横标。会场内外，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毛泽东、朱德和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先后发表了演说。他们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阐明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欺骗宣传。这次大会，争取了“民心”，激发了遵义人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热情。

    扩大会议争论激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现红旗路）80号，是黔军二十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高墙重门内一幢青砖砌成的两层楼房，是30年代遵义城首屈一指的建筑。

    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壁建筑，堂房保留了中国古代建筑“砌上明造”的结构风格。红军进驻遵义后，军委总司令部就驻于此楼内。这里也就成了遵义会议的会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座主楼二楼的客厅内，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作出的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

    他虽然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只是一笔带过，而着重强调的却是客观原因。他说，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过于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的领导不够有力，瓦解白军的工作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紧密等等。在他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观上也没法粉碎。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叠毛边纸，不时地记着什么，一会便记了好几页。显然，他对博古的报告很不满意。其他与会者，脸上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由于周恩来当时的地位和职权，他的报告和他的态度将对会议具有决定性影响，因而与会者都十分认真听讲。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的是，重点指出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更可贵的是，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勇敢地诚恳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最后，他平和、坦然他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听了周恩来四五十分钟的报告，与会者油然生出一种敬意，情绪为之一振。而李德听后却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周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上，并且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无疑，他和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的攻击对象，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和凯丰听后也眉头紧皱，很不是滋味。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家发言，讨论这两个报告。洛甫先站了起来，从衣袋里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严肃他说：“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