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接着，他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分析单纯防御路线与“短促突击”理论使红军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造成了作战的不利，讲到突围中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讲到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讲到博古应负的主要责任等。洛甫摆事实讲道理，像剥笋一样层层阐述博古报告的错误，并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报告。洛甫的发言足足一个多小时，火药味很浓，把平时指战员们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的不满，一下子统统端了出来，引起了与会者的震惊，同时又感到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很好的针对博古的反报告，无疑是一颗打击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重磅炮弹。

    三个报告作完之后，夜已经很深了。第二天白天，军委领导们还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便暂时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酝酿，第二天夜里再继续开会。

    第二天晚饭后不久，会议便开始了。过去开会不像现在正规和隆重，既不排名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随便找把椅子便坐下来，基本围绕会场中心的一张长条桌，距离有远有近。只有李德，由于心情不佳，坐在门口靠近走廊的地方。这样，伍修权也只好坐在他边上，以便翻译。

    会议刚开始，毛泽东便一改以往“后发制人”的常态，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他首先说明，当前解决军事问题最为重要，因而他只谈军事。他接着洛甫昨天发言的后劲，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消极防御战略，列举了它的表现，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把这些形象地比喻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兵。

    毛泽东特别强调，左倾领导者战略战术的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失去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三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利用十九路军事变粉碎“围剿”的大好时机；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又惊慌失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

    毛泽东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手上拿的只有几页纸的提纲，但讲出来的却非常详细。他的发言既言辞尖刻，又有事实根据，既不留情面，又颇具幽默，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毛泽东发言时，博古注意力高度集中，还认真地做了笔记。李德却没有这样沉稳，曾两次站起来企图辩解，并指责毛泽东是报复，被毛泽东冷嘲热讽地顶了回去。

    大多数与会者是赞赏和拥护毛泽东发言的。会场气氛也活跃起来，有的人的谈话心平气和，有的发言火花四迸，随着声调的提高，出现了争执和辩驳。有时警卫员进来倒开水，甚至看到个别领导人面红耳赤的场面。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他在会前，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又再次表态：毛泽东的分析有道理，顺理成章。因而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中央“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他的表态字字千钧：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这是事实。我完全同意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