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他最后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与会者对周恩来的发言，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正的革命家，具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对他的错误反而感到能够原谅了。

    随后，朱德、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李卓然、林彪等军事指挥员，都表明了鲜明的态度，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

    会议上只有3个人持反对态度。一个是博古本人，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一个是李德，一点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错误是中国人自己的；另一个就是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也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但不管怎样，与会者的态度都非常明朗了。正确与错误，绝大多数与少数，要作出评判，已经径渭分明了。

    第三天晚上，会议进入后期，转入审查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向问题，以及对这次会议做出相应的决议。

    中共中央对红军长征的行动方向的认识和确定是有个演变过程的，是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长征开始时，中央决定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再打回中央根据地。湘江惨败后，通道开始转兵，实际上并未改向，黎平会议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猴场会议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

    现在遵义会议重新审查红军行动方向。聂荣臻和刘伯承认为，贵州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在贵州建立根据地相当困难。而四川是西南首富，交通方便，物产丰富，军阀林立，长期排外，蒋介石向四川调兵不利，又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有利于建立新的根据地。聂、刘两人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

    聂、刘两人的建议，朱德首先支持。大家对此进行了讨论，比较了优劣得失，与会者大多数赞同这一建议。于是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作出决定换领导

    遵义会议开了3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初步分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前军事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否定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明确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

    会议最后阶段，作出了下列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洛甫会后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并由常委分头向各单位的广大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上述决定，是遵义会议的最大成果。它解决了军事指挥的组织问题，撤销了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也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因而，历史学家们把遵义会议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军部队进行了休整、训练，开展群众工作。会议一结束，军委即部署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进入四川，北渡长江。

    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方向前进。随后，在黔、川、滇3省交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