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2点过后，红一军团二师急行军返回增援，立即投入反击，与干部团协同作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红军从俘虏口供里得悉，敌人有好几个部队的番号，形势更趋严重。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场危险的战斗。毛泽东当即召集了由政治局和军委主要成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是迄今所知的在红军战斗中召开的唯一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土城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三是若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他果断地建议：“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者同意毛泽东的改“北渡”为“西进”的意见，并同意他提出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于29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主要负责处理伤员和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大家立即分头行动。

    朱总司令于29日3时发出命令，各军团于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南部古蔺西进。29日，各路红军纵队紧张有序地渡过了赤水河，炸掉了浮桥，甩开了尾追之敌。

    这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马失前蹄。正如聂荣臻所说：“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土城战斗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国内外人士众说纷坛。毛泽东本人也作了总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他总结的后两条主观原因，包含了他的自我批评。

    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发现问题后，敌变我变，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从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为以后的三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赤水河边神出鬼没

    土城战斗受挫，红军未能消灭川军的郭勋祺师，敌人又大军奔集，军委乃放弃从宜宾与泸州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一渡赤水河。当中央红军分两路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县境时，险些又钻进敌人的“口袋”。川军刘湘的36个团，已在川南修筑了碉堡和工事，准备对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军委毅然决定改变进军方向，向敌人设防薄弱的云南扎西前进，机动作战。

    这时，蒋介石已获悉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他便迅速调整部署，分别任命第一、二、三路军总司令和前敌总指挥，专门对付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及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云南军阀龙云和前敌总指挥薛岳，立即调集11个师零4个旅的兵力，集结在滇、黔边境，会同川军潘文华部一起，企图包围刚刚在扎西立足的中央红军。敌军主力大部分被中央红军吸引到川、黔、滇边地区，黔北兵力又显得空虚起来，毛泽东据此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