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起新的战略设想。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停留往返达11天之久。军委在扎西的“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指出：“我军的作战线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的，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方向去。”他根据川、滇、黔边敌军集结情况，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战略方针。

    2月11日，中央红军由扎西东进，经营盘山、摩泥、回龙场，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把敌人纠集起来的重兵甩在川南扎西一带，使敌人“分进合击”红军于川南的美梦落了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军委发布的体现毛泽东战略战术的这些命令，成为中央红军在后来6周里的行动口号。红军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令蒋介石的指挥官们困惑不解，而红军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敌军高级将领哀叹：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彭德怀率领三军团急行军，于2月26日下午3时左右，比敌人早5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经短时战斗，就打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守卫娄山关的1个团的敌人，于夜幕降临前控制了关口。这时，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还有王家烈的8个团，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也正向这里靠近。

    第二天，红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压下来，会同红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打得王家烈的黔军8个团土崩瓦解。王家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每人除了一支钢枪，还有一支大烟枪。在红军的攻击下，这些“双枪兵”胆战心惊，狼狈溃逃，红军遂于28日重占遵义。

    在以后的几天里，红军主力又从遵义追击增援的吴奇伟纵队，歼灭敌军两个师。吴奇伟本人只带着不到两个团的残兵败将，逃过了乌江。

    遵义之战，红军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人3000人，俘虏3000人，缴获步枪2000支和子弹10万发，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蒋介石则称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红军回师遵义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迫使敌人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轻举妄动。蒋介石一方面要“雪遵义失败之耻”，一方面又要将领们谨慎出战。他又想起了第五次“围剿”在江西尝到的甜头，祭起了堡垒政策。他命令各军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最好每里一碉”。他要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以便其一举荡平。

    毛泽东对蒋介石洞若观火，决定将计就计。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遵义以北地区阻滞并吸引川敌，以红一、三军园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找战机，打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纵队。但是，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统帅。

    当红一、三军团于3月15日进攻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两个师，战局正处于胶着状态时，在敌人飞机助威下，敌十三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头脑冷静的毛泽东，立即决定于晚上8时退出战斗。

    红军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地域，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地区，甩开了敌人。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川、滇、黔军阀和薛岳部，在长江沿岸设置防线。他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他认为红军现在进退失据，“已是强弩之末，寻求渡江地点未定……看来红军已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现在要迫使红军与我们决战。”他督促薛岳部队向川南紧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