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点休息吧。”遂告辞而归。

    第二天一早，刚刚起床的徐向前未及洗漱，前敌指挥部的一位参谋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总指挥，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

    这时，电话铃声骤起。“毛泽东他们连夜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来电话的几乎都是同一个内容。徐向前用手使劲地拧了一下太阳穴，他感到脑袋麻木得很。

    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急匆匆地赶来，问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是否下过开拔的命令。受了很大刺激的陈昌浩不耐烦地吼了起来：“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来自前卫部队的一个电话，使徐向前、陈昌浩面临一次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持电话筒，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一直看着徐向前，似乎在问：“你看怎么办？”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徐向前不容置疑他说。他的话显然对陈昌浩的最后决定起了推动作用。“不能打！一定不能打！”陈昌浩终于对着电话筒下了命令。

    关键时刻徐向前一言九鼎，其功绩不可低估。也许当时他未及深思，只是脱口而出，但这更能体现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维护团结的高度自觉。

    在张国焘一意孤行要南下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坚持北上，不打招呼走了，红军的分裂明朗化了。徐向前的心里很不好受，那天上午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他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

    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

    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兵败祁连山，愧疚良深的徐向前只身赴延安

    南下红军在百丈与敌血战7昼夜，伤亡近万人，出现了战斗减员难以弥补和缺衣少粮的严重困难。这时，传来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胜仗的喜讯。“出个捷报吧！中央红军打了胜仗，对我们的部队是个鼓舞。”徐向前兴冲冲地对张国焘说。没想到张国焘拉长了脸，冷冷他说：“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事实擦亮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眼睛。“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的呼声日渐高涨。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使张国焘更感到大势已去，被迫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后来又不得不同意北上，取消了他所自立的“中央”。

    1936年7月初，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随即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徐向前在迎接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动员会上语重心长地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