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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血染猪场五里碑——贺子珍
    “双凤”栖落何处

    1934年10月的一天夜里,年仅24岁的贺子珍辞母别子,从瑞金出发,踏上了艰难的万里征程。当时,她怀有身孕,身子十分虚弱,在干部休养连当休养员。

    进入贵州后,战斗频繁,分娩在即,拖着个身子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其艰难不难想象。

    当然,最艰难的是途中分娩。不仅做母亲的遭罪,刚出世的婴儿也遭不幸。然而,就在最不该生孩子的时候和地方,她生了孩子。

    一天,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疾速前进。为了避免与尾随的敌军遭遇,他们一天要走80多里路,到达贵州的一个小山沟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墨黑的空中还飘落着绵绵细雨。

    贺子珍在一位战士的帮助下,住进了简陋低矮的茅草屋子里。她刚刚躺下不久,就觉得肚子阵痛起来,而且越来越剧烈。

    “小生命”说来就来,急得休养连的大姐们手忙脚乱。情急之中,临时凑起了一个接生组:李治担任接生,钱希钧当助手,钟月林当下手。大约在午夜11点钟左右,一个女娃娃诞生了,邓大姐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双凤”。

    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的啼哭声会暴露部队的目标,因而上级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带孩子行军。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办法携带这样一个娇弱的小生命,因为连维持她生存的最基本条件都没有。

    那么,孩子怎么处理呢?产后极为虚弱的贺子珍,苦苦地思忖着。她知道,前面的路程极为遥远艰险,带着孩子不仅会拖累自己,还会拖累整个部队,个人的感情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

    她把钱希钧和吴吉清叫了过去,含着眼泪对她们说:“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不能带着走。你们想个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不是我们心狠,而是战争极为残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让孩子在人民中间长大也好,她长大了,如果是革命的,会来找我们的!”然而,这时又有谁能知道,从此一别,却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永诀。

    在场的休养连领导,听了贺子珍的话,心里十分感动。她们向钱希钩和吴吉清作了进一步的交代,并交给她俩一点钱,让她们抱着熟睡中的婴儿去找寄养的人家。

    但是,当地老百姓听了反动派的宣传,害怕红军伤害他们,都跑上山躲了起来。钱希钧和吴吉清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几点微弱的灯光。她们朝着灯光的地方走去,发现了一些破旧的茅草屋。在一间闪耀着灯光的屋子,有一个瞎老太太呆呆地坐在一条板凳上。

    进屋后,钱希钧向老太太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政策,随即又委婉地对她说:“老大娘,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穷人报仇。但是,部队行军打仗不能带着孩子,我们就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长大后还能帮你干点活。”但是,老太太为难他说:“我没有奶,年纪也老了,身子骨又不好,带不了呀!”钱希钧见她不答应,又耐心地对她说:“老大娘,不要紧的,你做点米汤喂她就行了。等村里的人回来了,向她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你老人家就给收下吧!”老太太的心终于被打动了。就这样,这个苦命的孩子留在了山沟里。

    长征途中的婴儿几乎没有能活下来的,贺子珍这个女儿的命运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救伤员身负重伤

    1935年3月。贵州盘县猪场五里碑。

    一天下午,太阳即将西斜,干部休养连来到了这里,准备在此宿营。这时,战士们已走得疲累不堪,连长看到日头已落西山,估计敌机不会再来捣乱,也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于是,队伍就在一片树林旁的高坎下停了下来。

    突然,隐隐地传来了敌机的轰呜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只见一架小型敌机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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