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了。

    太阳偏西时，她们逼近了山顶。这里，山风呼啸、刮得人都站立不稳；积雪没膝，雪下又是一二尺厚的冰层，滑得像玻璃板上抹了油一样。稍不小心，就会坐“滑梯”，居高而下，滑进深不见底的山涧。周起义她们根本无法站立，只得用手脚着地缓慢而谨慎地向上爬。爬着爬着……实在走不动了，她们就互相帮忙：前边拉，后边推，一步一步地往前移。

    正当周起义和警卫战士们累得气喘吁吁时，突然大雨倾泻而下。暴雨刚过，冰雹又劈头盖脑地砸来，大的竟有核桃那样大。顷刻间，被汗水浸透、被暴雨淋湿的衣服变成了冰甲，硬梆梆地裹在身上，一个个成了冰人似的。

    翻过雪山后，周起义虽还能勉强赶路，但由于再度冻伤，腿与脚烂得血肉模糊。她病了，开始发起高烧……

    几天之后，周起义的病还不见好转。一天，邵式平找到她说：“小周，病好点了吗？我想和你商量个事。现在，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你病成这个样子，不如找个可靠的老乡家先住下，等形势好了再来接你！”她一听这话，立刻急得哭了起来。她边哭边对邵式平说：“不，我不！就是死也要与红军在一起，我爬，也要爬到根据地！”不等邵式平开口，她又连珠炮似他说道：“入党时，我已宣过誓，誓死不脱离革命，誓死不离开红军，难道这话不算数了吗？”“可眼下你病成这样子，尤其那双脚……”提到她那双脚，她哭得更伤心了。邵式平话还没说完，周起义就急着说道：“首长，要不是这双脚，我还参加不了革命哩。”想起了往日的悲惨遭遇，她沉痛地哭诉了起来：

    “我的家在安徽省金寨县小河村，虽不算富裕，可家里有田，打的粮食也勉强够吃。为什么还参军呢？那得从这双脚说起。”“我6岁时，婆家就送来了只有三寸长的鞋样，要我照样子裹脚。那时，我不懂事，可家里着急呀，于是开始给我裹脚。起初慢慢缠，7岁时就缠得狠了。妈妈把我的脚指一点一点地捏，捏一下，用裹脚布缠一下，然后用针线把布缝起来。到八九岁时，缠得更狠了，还要外加‘鸡肠带’，一边缠，一边喷烧酒。我疼得直哭喊，可娘狠着心，还是下死劲地给我缠。一双脚，整天折腾得火烧火燎的。白天，我偷偷放在凉水里泡；晚上，不敢放进被里，而是蹬着墙，凉快点好减少痛苦。有几次，我偷偷地拆开裹脚布，发现后就被痛骂一顿，之后便缠得更狠了。”“9岁那年，母亲又生下了老六。爸爸一看又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把她放在地上，冻得哇哇直哭。这时，我已开始懂事了。听着妹妹的哭声，我真揪心啊。”“后来，我问奶奶为啥把妹妹扔在地上？奶奶说，谁叫她是女的呢？说完后，也背过脸去擦着泪。女孩就该扔？我哭着非要奶奶抱起妹妹不可。这时，奶奶哭得更伤心了，就让我去抱起妹妹。妹妹活下来了，取名为冻女。”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不平。家里对我和兄弟们大不一样。我整天被圈在家里，烧火、做饭、练针线，连娶媳妇的花轿从门前过，也不让我看热闹，说我属虎，怕冲了人家的喜。女孩爱美，可家里从不让我打扮，穿衣服，也是捡哥哥们的破烂。开始，我只是恨父母偏心，后来才知道这是‘封建礼教的毒害’。

    “1929年夏天，家乡来了红军，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这些新鲜事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想，红军可真好，一切主张都好像为穷人说的。后来，我干脆参加了童子团。但是，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妈妈打我，哥哥骂我，一家人不理我。可我有自己的主意，打管打，骂管骂，我还得出去。”

    “1931年8月，我刚满18岁。家里给我做了新鞋、新衣，想赶紧把我嫁出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急得哭了起来，因为我见过那个男的，是个傻子。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