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来并在关心着他的情况的消息告诉曾中生时，他顿时高兴得流下了热泪：“我终于有救了！”他急忙请陈明义找来纸和笔，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他的问题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听候中央处理。

    不料，这封信落入了张国焘的手中。看到曾中生在信中发出的大义凛然的呼声，张国焘坐卧不安，感到十分恐惧。他害怕曾中生被释放后，向党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错误活动。张国焘拿着信的手直抖，他怒挑着双眉说：“曾中生死不悔改，老子不杀他，不解心头之恨！”于是，他密令亲信黄超处死曾中生。

    8月的一天夜里，黄超令手下人将曾中生带到川西北卓克基的一片密林里，说道：“今天夜里部队要行军，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曾中生不知是计，遂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两名刽子手趁他不备，突然将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活活给勒死了，随后将躯体抛入河中。

    为了遮人耳目，黄超指使人在卓克基南面大声喊叫：“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敌人投降去了！快追呀！”又让一些人装模作样地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张国焘即在干部会上恶狠狠地说：“曾中生这个右派头子，昨晚逃跑通敌，掉到河里淹死了，这更证明他是反革命分子！”曾中生被杀害时年仅35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曾中生作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人，作为一名党和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竟然被同样是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张国焘所杀害。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以及张国焘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膨胀，是曾中生被害最根本的原因。

    张国焘作为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来到鄂豫皖不久即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但张深知自己在苏区的权力基础是薄弱的，因此他决心通过“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他首先是否定了根据地的工作。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中生的几句好话，但又说鄂豫皖苏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其次是提出了“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为了执行肃反任务，他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更名为政治保卫总局并在各县设立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当时任红四军政委的曾中生等人就部队的行动方针与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心黑手辣的张国焘就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的步伐。

    这场争论是由红四军南下方针的确立引起的，并在执行的过程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曾中生等建议，在敌人的下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势力，并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沂春、黄梅、广济地区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然而张国煮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并给曾中生等人戴上了“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军领导人再次申明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和正确性并赢得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至此，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但在具体安排上，张又由保守主义一变而命令红四军在1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

    曾中生认为，红军应由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担负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