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门房里躲起来。有两次在除夕里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在叫我，我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时候我的胆量已经变大了。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来，这也许是对于礼仪的一种消极的反抗罢。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合作办了一份杂志，名称似乎就是“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这杂志的第一个订阅者。大哥允许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的人。他的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对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感不到大的兴味。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时分明摆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和杂志。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并不费一点力。

    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这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阅费，就得了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的巷战。在七天的巷战中我看见了种种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但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诊治，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

    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

    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