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漩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漩”和“滑头”同意），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发表时，也不曾引起过任何的麻烦，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很会写些感情的话语，我大胆的凭着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现在发表也会成为问题的，可是在当时却平安的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那时候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发辫，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有过两三篇这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个写的。这一来警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和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倡这种事情，并且要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是预备来和我们妥协的。不幸是我们这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不会拐弯，更不知道妥协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得下了查禁的命令。这可以说是我们逼着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的记载着这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会沸腾起来。这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了业，便因了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再没机会和他见面。听说他四五年前在一个悲惨的情形下面断送了性命。

    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很能畅销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容易，所以期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我对于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我许久没有和他通信息了。但让我在此地祝福他一次。

    那时候另一些人正要创办一份月刊，听见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几个人加入他们里面。给他们帮忙。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不会和人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

    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自己写了一篇《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却坚持着非登在创刊号里不成。他也就承认了。

    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发表了许多的意见，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了。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

    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

    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藤椅上，翘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把它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

    “不要紧，有我负责。”我强硬地说。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会做了外国语专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