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新生”的信念。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寂”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因此我才没有让“绝望”和“悲观”压倒，我才相当健康地（我指的是身体，不是思想）活到现在。我在充满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凭借的便是这个。

    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在两个“结尾”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落雪了。’……”调子是同样地低沉。虽然我是在批评那一对改良主义的年轻夫妇，可是我无意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宣传了，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受到感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刚才还说过我是相信未来的光明的。

    但是从当时到那未来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长的路？而且怎样才能够走到？我自己却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给暴露了以后，未来的光明却被写成了渺茫的希望，当然不会有昂扬的调子了。在《雪》的“结尾”中只有“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这句话。在《砂斗的“结尾”里我也只写了“……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这样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砂斗的调子更低沉。砂丁们的静悄悄的惨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带给读者的，不是哀愁大于希望么？我说过，我也想过，我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可是在我不少的中我都充当了束手无策、摇头叹息的旁观者的脚色。

    《砂斗》是根据一位朋友的谈话，加上我自己大胆的想象写成的。当时我没有到过云南的个旧，也不曾看见一个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够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后来就跑到上海来了。他对我谈了不少，他谈的只是砂丁们的生活。故事是我编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愤怒……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习，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出版后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从前写的那个城市和矿山。去年三月在个旧迎接我的却是金湖上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砂侗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只能在文化馆的“矿工今昔展览室”里看到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了。

    我在《雪》里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却是编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车到过那个矿山，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朋友在矿局当科长，我作为他的客人在矿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处看看，还跟着一个机工下窑去待了两个多钟点。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帮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并非去找材料，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