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想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体验体验生活。过了两年我答应别人写一部连载，才想到了这个题材。我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两年前的“生活体验”，我把知道的全写进里了。不知道的能避开就避开，没法避开的只好靠自己编造。我那个朋友早已离开长兴，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貌似”也办不到了。最后矿工们的起义，不用说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过当初我在矿山作客的时候，也曾听见朋友讲起两个月前（？）“土匪”打进矿局的故事。他说是“土匪”，又说里面有开除了的矿工。

    他们大清早冲进了局长（或者叫“经理”）的寝室，当着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当时听到消息，打开房门，正要出去，看见有人奔向他的房间，马上退回关上房门，又拉过方桌将门抵祝外面的人推不开房门，也就走了。所谓的“土匪”在矿山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军队开到他们就散了，又说是远走了。我在矿山的时候，人们还暗暗担心“土匪”会再来。新的局长（或经理）刚刚就职，同事们正为他举行贺宴，朋友要我参加，我推辞了。的那个胜利的“结尾”便是根据上面的真实的故事想出来的。矿局职员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义的工人。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关于《激流》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埃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