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

    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待检查罢了。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得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的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待，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学生，恳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写，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绝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