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然而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

    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煎熬。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我的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

    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怀念萧珊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