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父家因只有我一个小孩，劳动力多，生活比生父家稍好一点，但也很贫寒。全家五口人只有六间土坯房屋，一亩自己开荒的旱地，房前屋后有一片小竹山、小茶山和小菜园，种了一些竹子、油茶、茶叶、红薯和蔬菜、烟叶，每年可收些竹笋、茶油和茶叶、烟叶，供全家食用，蔬菜也够全家吃的。养母天天接麻、织麻布挣点手工钱，每年还饲养一头猪、几只鸡，过年时杀猪，除留点腌制腊肉作祭祀和请客人用之外，大部分卖钱，鸡蛋也是攒下来卖钱，补贴家费。因为自家的耕地少，而且是“望天田”，天不下雨就颗粒不收，所以，每年不得不租种外宗族“祀会”二十多亩山田。逢上好年景，一年可收二十多担谷子，夏收后，除交租谷和还清青黄不接时的借谷外，所剩无几，全家口粮主要靠晚稻和红薯。除正月初一和早稻开镰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一年四季都是红薯饭。冬季白天短，农活少一些，只是翻地、整理茶山和打柴，就改吃两顿饭，而且主要是吃红薯丝。当时有首童谣唱道：“三根薯丝一粒米，红薯丝里找米粒，找来找去找不着，鼻碰碗底找一粒。”就是形容当年吃红薯丝饭情景的。到了春耕大忙季节，白天长，农活重，才能吃三顿饭，红薯丝饭里的米粒也多一些。即使这样数着米粒下锅，我们家每年仍然要缺几个月的粮食，等到来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又得向“祀会”和马栏坳的“义仓”借三四担谷子才能维持生活；如果遇上灾年，那日子就更难熬了。

    我们西坑地处穷乡僻壤，外地妇女一般都不愿嫁进山沟里来，所以，当时家家户户都有养童养媳的习惯，这样把童养媳养大了就可以同儿子成亲，不必花大钱到外地去娶。我养父家三兄弟只有我一根“独苗”，养父母和两个叔叔都象对待亲骨肉一样疼爱我，祈望我能尽快传宗接代，因此四五岁时就按风俗为我要来一个童养媳。她比我大一两岁，直到我十六岁那年同她成亲，只知道她娘家在冯家湾，姓刘，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因为在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我们山沟里很多妇女只有小名，不起大名。小时候人家叫她“妹子”（女孩子多就叫几“妹子”），出嫁后称她是某某人的“堂客”（妻子），生了孩子以后又称她是某某“伢子”他娘；即使有资格写进家谱、族谱，也只写姓氏，什么黎氏、巫氏、刘氏，不写名字，如果她在家曾起过名字，人们也不大知道或早已忘记了。

    我的少年儿童时代，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兴起和失败的社会大变革、大动乱时期。当时，大小军阀各自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在日、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的背后支持下，拥兵称雄，割据一方，为争夺地盘，进行连年的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湖南省是军阀吴佩孚的势力范围，连年天灾兵祸，民不聊生，这是我童年苦难的根源。

    我和所有穷苦人家的孩子一样，六岁就开始放牛，每天拉着牛到山上放牧，有时还同童养媳一起上山采猪草、拾柴禾，夏热冬冷，小小的年纪就开始尝到人生的苦味。有一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天气很热，牛蝇（学名叫牛皮蝇）特别多，我站在山上一棵桐树下看着牛在吃草，突然飞来一大群牛蝇围着老牛飞来飞去，在老牛身上叮咬。开始时老牛摇着头、甩着尾巴拚命驱赶，可是怎么赶也赶不开，牛蝇越叮越狠，叮得老牛乱蹦乱跳。我急了，折了支树枝赶过去想给老牛驱赶牛蝇，没料到老牛被牛蝇叮疼了，暴躁起来，低下牛头就用牛角来顶我，我赶忙往后退，不料背后坡下是刚砍伐过的竹林，一枞枞竹头上露出一支支尖利的竹茬。我一个踉跄，一脚正踩在竹茬子上，赤脚板一下子就被尖利似剑的竹茬子刺穿了，顿时鲜血直流，疼得我哇哇大哭起来。在附近放牛的牧童小朋友，赶紧跑到我家去报讯，父亲（养父）得知后马上赶来把我背回家去，用盐水洗净伤口，敷上了草药才完全止住血。为这事，母亲（养母）心疼得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