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甸溪高小读书期间，老师们还带领我们参加集会、演讲、示威游行和宣传“抵制仇货”等爱国活动。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时间）的“国耻日”，学校都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并于会后到高坪、石湾等地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象征“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和白色校旗，接着，是我们军乐队；军乐队有大、小洋鼓和十几把军号，我是一名号手，能吹好几曲号谱。随后便是师生们组成的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师生沿途高唱《国耻纪念歌》，手举写着标语口号的五彩小纸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毋忘国耻，复兴中华！”“抵制仇货”等革命口号。当地群众听到军乐声、口号声，都拥上街头来看，有的还跟在游行队伍的后边走，那个场面真是雄赳赳、气昂昂，歌声嘹亮，威武雄壮，十分激动人心。

    游行队伍走到街头闹市就停下来，围成一个半圆圈，进行化装表演和街头宣传，先演出几出邓子封、贝星煌老师编排的活报剧、双簧或舞蹈后，邓子封老师或贝垦煌老师就站在高凳子上演讲，控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抵制仇货。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表演了邓子封老师编写的双簧，记得其中有一句：“堂堂大中华，偏偏受人卡，卡我的是哪一个？啊依呜哎哦！”当时因为县、区政府不准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以用“啊依呜哎哦”几个日语拼音符号的谐音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用“抵制仇货”代表“抵制日货”的口号，但通过演讲、宣传，老百姓都听得懂，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些爱国活动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我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了。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和邓子封、贝星煌等老师看我的学业成绩很好，都劝我考中学或师范学校。我自己也很想继续升学，但读中学要到省城长沙，每年需要费用八十多块大洋，虽然李石麟很热心地为我四出奔走，又在马栏坳的李氏宗祠大“祀会”申请了一份助学金，但马栏坳和双坑、西坑大、小“祀会”的助学金加起来只能凑七十块大洋，自己每年还要出十几块大洋，实在力不从心。加之我父亲抱孙子心切，一九二二年我才十六岁时就匆忙给我与童养媳刘氏完婚；这时刘氏已怀了孕很快要临产，我考虑自己已经成了家，不能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虽然我还处于风华正茂、读书上进的年华，也只好忍痛辍学了。

    失学回到了家乡，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诲人不倦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顿时感到格外的孤寂和惆怅。我常坐在山坡上，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可惜那无尽的苍穹被耸峙的一座座高山阻断，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缝隙；朵朵浮云象一叶叶小舟在那天河般的隙缝中悠然飘动；俯看坡下，银链似的小溪河闪着粼粼的波光，正沿着蜿蜒的山沟缓缓地流淌，艰难地挤出眼前的山谷，又消失在群山之间。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树，家乡的人，但也痛感到家乡的山挡住了视野，家乡的水流得那么缓慢，家乡的树春夏秋冬清一色的翠，犹如石雕泥塑一般永不变样；家乡的人辛劳朴实，而祖祖辈辈却匍伏在这高山狭谷，过着凄苦的生活。我幻想随着那潺潺溪流挤出山谷，奔向大海，去追逐奔腾咆哮的浪涛；我向往驾着浮云飞过那重重高山，到山那边广阔的天地去，寻求拯救自己、拯救家乡、拯救中华的真理。

    有一天，甸溪高小的同学李国文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邀我一起去广州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我们早就听邓子封老师说过，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许多革命青年都汇集到了广州，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