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了解，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特地到学校找我，要介绍我参加国民党。他们告诉我：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现在高坪区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主要任务是开展农民运动；如果我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我对他们两人很信任，一心想同他们一起干革命，经他们劝说，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凭一股革命热情答应了。第二天，我就由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填表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张运鸿考虑到高坪区党部要领导好几个乡的农运工作，面很广，照顾不过来，又布置我们成立国民党高坪区分部，在高坪、船仓（包括马栏拗、双坑、西坑等村）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由李石麟任常务委员，我任组织委员，还有一个叫刘绍珊的小学教员任宣传委员。

    当时我们都比较明确，国民党区分部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区分部一成立，就通过宣传、串连，积极发展农民协会会员。二月间，我到高坪参加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运鸿授予我一面缀有“耕犁”的船仓乡农民协会红色会旗，我回马栏坳后同李石麟等人经过几天筹备，便在双坑村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校召开船仓乡农会会员大会，成立船仓乡农民协会。在农会会员大会选举时，选举出农会委员十多人，其中我得的票数最多，但我考虑到李石麟的社会经历多，经验和学识都比我丰富，在第一次执委会上，便推荐李石麟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我和李秀松为副委员长。

    农民运动的兴起，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入浏阳县城，扫除了北洋军阀赵恒惕的反动势力，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八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这些组织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领导下，浏阳的农民运动更加热火朝天。我们乡农会经常召开大会，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支援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求解放。每次召开大会，农民都踊跃参加。会前，我负责教唱《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哥曲。农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一扫郁结在心中的闷气，放开喉咙高唱，心情格外舒畅。特别是青年、妇女、儿童，对唱歌尤感兴趣，会上唱，回家还唱，歌声使千百年来沉闷的农村活跃了起来，显露出生气。不久，我们又组织起妇女会、儿童团，把妇女和儿童也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因为农民运动一兴起，大的地主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到省城、县城，小的地主和地痞流氓也四处躲藏，反动势力迅即土崩瓦解。农会领导农民推翻了土豪劣绅把持的区、乡政权机关，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顶上的封建统治，使农民挣脱了枷锁，翻身做了主人。农会会员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真是换了人间。

    为了镇压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反抗，保卫新生的农民政权，我们很快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儿童团员经常在开完大会之后，就高举缀有“耕犁”的农民协会会旗，佩带红袖章，背着鸟枪或手持大刀、长矛、梭镖游行，个个威风凛凛，扬眉吐气。农会组织之后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反对高利贷，进行平祟和减租减息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当时地主大多囤积许多粮食，青黄不接的季节再抬高粮价出售，牟取暴利。农会就贴出布告，限定粮价，并明令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