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地主把粮食运到外地去卖。各乡农会都派出儿童团、自卫军在交通要道的路口站岗设卡，发现地主豪绅偷运粮食出境，立即没收，并将地主豪绅抓出来游乡。触犯农会禁令的地主豪绅被押着游乡时，一边敲锣，一边自己喊：“我是土豪劣绅，偷运积谷，该死该死！”农民一旁围观，笑骂土豪劣绅，使他们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农会经过会员大会讨论通过，还贴出告示宣布：禁止赌博吸毒、偷盗抢劫、乱砍山林、破坏水利；禁止嫖妓宿娼、虐待妇女、纳妾、娶童养媳；提倡男女平等平权，宣传妇女剪短发、放脚；还有，不准演坏戏，不准搞迷信活动，不准坐轿子，等等。对于违犯禁令者，区别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理。这些禁令绝大部分是针对千百年来农村的封建陋习和为了发展生产提出来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有些禁令也有过激的地方：例如，“不准坐轿子”，说是“人不能抬人，人的肩膀不能给别人当路走”，见了坐轿的既打坐轿人，有时也打抬轿的，一起抓了游乡；甚至连一些老中医坐轿子到乡下给人治病也挨打，这就失之过激。但是，尽管这“农民诸禁”中还有不妥之处，在当时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恶习，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仅几个月时间，农村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生产发展、社会安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风尚、新面貌。

    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农村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也使我认识到农民确是国民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农民运动好得很！

    一九二六年暑假，我被选送到设在古港“狮山书院”的国民党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学习了一个月。同时选送去学习的还有李石麟和刘绍珊、刘绍元两兄弟（他俩都是教员）等人。这个讲习所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浏阳县党部筹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浏阳东乡各地选送的学员一百多人。所长李九鸣虽是清朝末年的老“秀才”，而且年逾花甲，但思想很进步，早期参加了共产党，在浏阳东乡一带有很高的威望；由他担任所长，更能取得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支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讲习所的教员有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负责人、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潘心源，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成员、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张启魁，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成员、浏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川和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的几个干部，他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有远见地利用这个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机，帮助国民党组建基层组织，组织农会、工会，掌握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并抓紧对国民党左派中的先进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其成为共产党员的培养发展对象，这是很正确的决策。

    讲习所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简史》和《职工运动》等，此外，每人还发了几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书作为自修之用。过去，我虽然在《新青年》和“浏阳旅省同学会”出版的《浏阳旬刊》等一些革命刊物上读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仅是一鳞半爪；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对于这些课程，我都感到非常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上课时，老师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听得几乎入了迷；讨论时，我认真思考，积极发言，有时还争论一通；争论不清时又找教师讲解，直到把问题弄通。学习时间虽短，收获很大。特别是通过《社会发展简史》的学习，使我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道理；懂得劳苦大众受穷受苦不是命苦，而是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