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子似地任人揉搓？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但总感到这里有问题。凭个人直观的认识，我想：关键是土豪劣绅有枪杆子，我们手里没有枪杆子，甚至连几杆梭镖也丢了。我们怎样才能搞到枪杆子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九月十一日，他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攻克了浏阳白沙镇；九月十六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在浏阳县委潘心源、刘大荣等同志的配合下攻占了浏阳城。虽然由于三团团长苏先骏、二团团长王新亚轻敌麻痹，不听毛泽东、潘心源等同志的劝告加强戒备，很快便被敌人包围、攻击，遭到严重损失，但秋收起义的枪声已震慑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特别是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亲率秋收起义的第三团与第一、二团部分队伍在文家市会师，接着，向井冈山区进军去创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焰，更使土豪劣绅感到心寒。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高坪地区局势有了一些缓和，我有时又回到西坑家中住一住，除了继续与县委的巡视员保持联系外，主要是在群众中宣传秋收起义的胜利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通过秘密串连，组织赤色农会小组，为建立革命武装、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高坪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前面已经讲到，在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自称高坪区团防局长的郑宝道率“清乡队”在高坪一带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因为郑宝道本是个地痞、讼棍，秉性贪得无厌，他不仅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也乘机四处滥捕滥杀，烧屋抢劫，勒索钱财，这更引起了各界人士包括一些豪绅在内的公愤，纷纷向国民党县政府告状。由于土豪劣绅之间本来也存在矛盾和宿怨，加之国民党反动政府恐众怒难犯，遂于九月初将郑宝道扣押，关进县政府大牢。

    恰巧，九月十六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县城时，潘心源等同志为救出被关在县政府大牢里的慕容楚强等三百多位革命同志，没有时间认真审查关押在大牢里的是些什么人，打开牢门把革命同志连同郑宝道这个刽子手也一起放了出来。郑宝道出狱后本性不改，继续纠集一批流氓地痞为非作歹，高坪群众再次控告，国民党县政府迫于民愤，又认为郑宝道是秋收起义部队放出来的，怀疑他可能投降了共产党，便把他押到高坪枪毙了。郑宝道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群众借国民党县政府之手除掉了郑宝道这条害人虫，也为牺牲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报了仇，真是大快人心。郑宝道死后，高坪地区少了一条地头蛇，暂时又平静了几天。

    一九二八年初，公立平安第二小学校教员刘德元因事请假，请我暂去代课。我看局势有了缓和，便答应下来，搬到学校去住。没想到刚到学校不久，二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突然出动二三十人到西坑抓我。常备队先是把我家包围起来，进了门后便逐屋搜查。我母亲还算机灵，发现敌人包围我家，赶快告诉我堂兄李风流跑到学校给我报讯。因为我已在白色恐怖下经历过几次险境，有了锻炼，所以闻讯后还比较沉着。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次该躲到哪里？我想起不久前回双坑生父家，见到大哥风彝和二哥凤廷，他们告诉我，生父、生母带着小妹春香已搬到双坑山顶的李大仙人庙去住庙念经了。这个地方山高路窄、林竹茂密，平时很少人去，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便直奔李大仙人庙去了。

    说起李大仙人庙还有段故事：李大仙人原也是双坑邻近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少年时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字，因天灾人祸，受穷受苦，家里人先后死去，只剩下他孑然一身。他在悲观绝望之中，遂信奉佛教，吃斋念佛，以修来世。我生父也是个深受苦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