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又体弱多病，看我哥哥己长大成人，也萌修来世之心，吃斋念佛，这样，便与李大仙人熟识，结为朋友。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李大仙人见坏人横行，穷人被杀被关，受苦受屈，感慨自己无力反抗，便于双坑山顶用柴草堆成一个祭坛，自己坐在坛上烧火自焚，祈求菩萨保佑百姓平安。待村里人看到火光上山去看时，他已烧焦了。不久，村里传说他已成“仙”，还会“显灵”，便凑钱在他自焚的地方修了一座小庙祀奉起来。他本来也有个名字（我已忘记了），既已成“仙”，老百姓就不能再叫他的名字，尊称他为“李大仙人”，这座庙也就称“李大仙人庙”。这座庙刚盖不久，因我生父与李大仙人曾是朋友，乡亲就请他搬到山上，在庙旁给他搭了几间土坯墙的草屋住，让他早晚烧香念经，看管这座小庙。

    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没有抓到我，便把我父亲和香文叔父抓走。他们抓了人之后，生怕中途被秘密农会抢走，不敢沿着来时山路返回，而舍近求远，绕道走双坑山下的大路。上午九点多钟，我因怕敌人跟踪追来，正隐蔽在李大仙人庙前的草丛中观察四周动静，突然看到山下大路上常备队押着父亲和香文叔父往高坪方向走，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被绳索捆绑着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心疼如刀绞，但也无能为力，只得含悲忍泪眼巴巴地看着敌人肆虐，心情非常沉重。后来听说，父亲和香文叔父被押送到浏阳县城，关押在囚禁重罪犯的县政府大牢里，遭到刑讯拷打，追问我的去向，两个老人骨头很硬，什么也不说，反动派一无所获，但也无可奈何。两个老人被折磨了一年多，后来经过高坪开明绅士李汉平老先生保释出狱。保释时，县大牢还要勒索父亲交纳什么车马费、伙食费、牢房费，真是岂有此理！父亲一贫如洗，哪有钱交这些乌七八糟的费呢？家里东借西凑交了几块大洋的车马费才出了狱。我家里本来就穷困，这一年多时间不仅两个老人吃尽苦头，而且整个家庭生活重担都压在妻子刘民和母亲、福文叔父身上。那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清启四岁，二儿子兴启才一岁多，妻子又要种地、砍柴，又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忙里忙外，实在是太苦了。幸好我们客家人的妇女都是大脚板，从小就参加劳动，不仅会犁耙耕种，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习惯于吃苦耐劳，才能苦熬过这段凄惨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清党”之后，“清除”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和左派进步人士，纠集起上豪劣绅、地痞流氓，凑合成立了所谓“新”的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和各级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便继续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又趋严重，开展秘密活动已日渐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浏阳县委通过巡视员通知我转移到湘赣边的连云山区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连云山是湘赣边幕阜山脉的支脉。这里山峰连绵，层峦迭嶂；林木苍笼，茅草丛生，杉树、松树、翠竹遮天蔽日，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之后，十月初，湖南省委为巩固秋收起义的成果，派夏明翰来到浏阳北乡，与潘心源取得联系，在北乡蕉溪正式恢复了浏阳县委，指定潘心源为书记，慕容楚强为组织部长，聂永晖为宣传部长。县委一恢复，立即由夏明翰、潘心源主持在北乡蒿山吴王庙召开了有八十多人参加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会议认真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会后，县委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先后建立了郭祝霞、刘智领导的浏北游击队，屈三畏领导的东山里游击队，刘少龄、陈硕英领导的例东游击队；此后又建立了我们高坪区游击队和王俊明领导的浏西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又在浏阳四乡点燃了。

    我到长坑时，浏阳县委、浏东特委的王首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