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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枪杆闹革命
领导同志已经转移到这里,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武装斗争。县委巡视员安排我在丙子岭下一户农民家中暂住了两天,第三天清早,巡视员带我到丙子岭半山坳一户基本群众家中,张运沂(化名张维)和三个游击队员也先后来到。巡视员宣布县委决定成立高坪区(第六区)游击队,由张维任队长,我(化名李轩)任区武装委员兼游击队党代表,游击队就暂住在这户群众家中。历经白色恐怖漫漫长夜的我,倍感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现在组织上要我搞武装,我特别高兴。

    游击队长张维(原名张运沂)是张运鸿的胞弟,一九零七年出生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贫苦中医的家庭,比我小一岁。他从小个性倔犟,好胜心强,有人要欺侮他,他总以拳脚自卫,从不向人认输让步。他因受武侠故事的影响,不愿默默地在山沟里种地,幻想闯荡江湖,杀富济贫。一九二五年小学还没有毕业便瞒着家庭,投军到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当兵,想学一套军事本领。一九二六年秋,吴佩孚部队在湖南、湖北等地被北伐军打败,他觉悟自己投错了部队,便开小差回到家乡。当时正值农民运动兴起,他在长兄张运鸿的教育下,认识了革命道理,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高坪区工农义勇队,不久任义勇队长。“马日事变”后,浏阳的反动政府把他们兄弟两人都列为通缉的“暴徒”之一。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郑宝道率“清乡队”到他家搜捕,张运鸿早已转移,张维正好在家,他机灵地出后门越围墙跑上了山,然后站在高地上对着“清乡队”高声怒骂:“你们这些土豪劣绅的狗崽子,都是无用的饭桶,有本事今天就把我抓去;抓不到我,今后我要找你们算帐。”然后扬长而去,显示了他胆大、无所畏惧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他逃出虎口后,即秘密联络一些青年,以结拜兄弟为名,自发组织起来,采取夜间突然行动,暗杀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不久,他在张运鸿的帮助、教育下,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立场坚定,斗争性强,而且当过兵,懂得军事,所以县委决定成立区游击队时,就任命他当游击队长。他在当队长期间,平时能吃苦耐劳,作战异常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每次战斗都是身先士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但由于他闯荡江湖多年,与他大哥相反,性格比较暴躁,常发脾气,批评战士不大讲方式,就是对亲弟弟也是如此。

    一九二八年冬,他弟弟张凯(当时才十四五岁)来投奔他,在游击队当勤务员,张维也经常训弟弟、骂弟弟,骂得弟弟哭鼻子。后来张凯不愿在他手下当兵,找到张运鸿的老战友、红五军二纵队七大队六中队党代表于定一,经组织同意,转到六中队当兵去了。因为张维脾气不好,战士们对他有意见,怕见到他,我经常要帮他做劝慰工作,解决矛盾。我在游击队时,因为我是他大哥的战友,他对我比较尊重,两人相处很好。一九二八年冬我调红五军部队工作后,同他失去联系,直到全国胜利之后,在北京见到他弟弟张凯,才得知张维在我走后不久,也调到红军部队工作,担任过独立营营长、支队长,一九三二年肃反扩大化,他被无辜错杀(已平反),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实在令人惋惜。

    游击队初创时只有五个人,三支汉阳造步枪、几排子弹。枪少弹缺,力量薄弱,要扩大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我心想,浏阳是闻名遐迩的花炮之乡,有着百余年制作烟花、鞭炮的历史,特别是文家市、永和市一带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农闲时制作花炮,作为一项副业,所以浏阳人大多学会配制火药、导火线和制作烟花、鞭炮的技术。于是,我便发动游击队员自制土炸弹、手榴弹和土手枪。制造土炸弹、手榴弹比较简单,用酒瓶或铁罐子装填好起爆药、火药和铁屑,再插上导火线,用红粘土堵上口,就可以引火爆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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