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两个纵队从井冈山返回湘赣边与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即原红五军第二纵队）会合；九月初，两支队伍又进行合编，仍称红五军，全军编成五个纵队。合编后，我们仍为第二纵队，纵队司令仍是李实行，党代表改由张启龙担任，还留在浏阳、万载、铜鼓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而彭德怀见丙子岭一带地理环境较好，根据地也比较巩固，便将红五军随营学校留在丙子岭北面张家坊的小河地区进行训练，自己和滕代远、黄公略率红五军军部和第一、第三纵队往平江、修水一带游击。此时，红五军参谋长兼随营学校教育长邓萍可能从张启龙那里了解到我曾当过小学教员，是个“知识分子”，而随营学校正缺一名党支部书记，便将我调到随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红军中的党组织还是秘密的，所以对外称为“文书”。

    我一到随营学校，邓萍就亲自同我谈话，向我介绍随营学校的情况。他说：“随营学校是红五军军委直接领导的干部军事政治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红五军的基层军政干部。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参加平江起义的老战士，还有一批从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抽调到主力部队来的骨干，素质都比较好。”我说：“我虽然当过小学教员，但军队的学校工作没有搞过，就怕搞不好工作，还是让我回作战部队吧！”他又耐心地开导我说：“学校工作非常重要，澎老总一向很重视开办学校培养干部，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就任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团长时，就向师长周磐建议创办一所随营学校，并推荐黄公略任校长（后由贺国中代理校长），把秘密士兵会的章程作为随营学校的章程，在学校中发展秘密士兵会会员，积蓄革命力量，后来随营学校全部参加平江起义，成为我们组建红五军的一支骨干力量。平江起义后，彭老总还是坚持要把随营学校继续办下去，培养部队骨干，他自己兼任校长，要我兼任教育长。我的工作很忙，现在你来了，负责党支部工作，在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我的担子就轻一些了。”

    在交谈中，邓萍还告诉我：“彭老总讲过，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学员要挑选好的，培养出来的骨干能一个顶一个用；而要培养好学员，必须有好的干部、好的教员。他亲自挑选了何时达当大队长、黄世桥当副大队长。何时达是个知识分子，长沙人，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有一套军事理论，口才又好，他讲的战术、技术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副大队长黄世桥是行伍出身，当兵多年，很有战斗经验；他枪法很准，有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艺高人胆大，作战非常勇敢，负过十一次伤，闯过许多鬼门关；他给学员做示范动作十分利索，学员们都很敬佩。”以后的事实证明，何时达、黄世桥两位大队干部表现都很出色。可惜一九三零年七月第一次进攻长沙时，在金井战斗中，何时达（当时任第八军第三纵队长）带领纵队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壮烈牺牲；而黄世桥以后调到江西地方红军部队工作，在一次战斗中，他第十二次负伤，因伤势过重也光荣牺牲。

    邓萍的一席话，把我的心说动了。我想，随营学校是个人才苔荤的地方，我在这里既是工作，又可以学习；特别是对我这种缺少军事理论知识的人来说，机会更是难得。我愉快地向邓萍表示：“我一定好好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请你多帮助我。”

    邓萍同我第一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又进一步增强了对他的敬慕之情。论年龄，邓萍比我还小两岁，但他的学识和才干，却堪称我的师长。他是四川富顺县人，一九二六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在学校参加共产党，一九二七年被派到彭德怀所在的湘军独立第五师一团从事兵运工作，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参谋长，是彭德怀的得力助手。他个儿不高，却很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