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刚直、豪放；虽然没有上几年学，但靠自学却能文能武，不仅才思敏捷，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擅长书画。当时红军中懂得油画的人很少，他却是个画油画的好手，一九二八年二月彭德怀在团部举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时，墙上挂的马克思、恩格斯油画相，就是邓萍赶画出来的。他到随营学校后，也为学校画了一幅马克思相挂在“列宁室”（即俱乐部），并为“列宁室”的墙报画了刊头和插画，使“列宁室”倍添光彩。他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每次战斗前都亲临前线观察地形、敌情；战斗发起后，坚持到第一线指挥，这种身先士卒的英勇精神，赢得了红五军指战员一致的赞誉。

    我刚当党支部书记时，没有工作经验，邓萍就亲自召开“支组联席会议”，要求每个支委、小组长根据自己工作的切身体会，谈谈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党员应该具备那些条件，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支委、小组长，怎样开好支部委员会、支部大会和党小组会等等问题，每次座谈讨论一二个题目，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也可以进行争论。在座谈讨论时，他自己做笔记，也要我认真记录，会后加以归纳、整理，由邓萍给学员上课，组织讨论，再次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提高一步。最后，我将邓萍讲课的内容并参考座谈会的记录整理成文，编写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当好党支部书记、支委和小组长”，“怎样开好支委会、支组联席会”，“怎样开好支部大会”等教材，经邓萍修改、补充、定稿，再由我刻写腊纸油印出来，发给学员作为教材，这对于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加强党的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每期学员毕业后，都把教材带回部队，结合本部队的实际去训练党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和党的活动分子，或作为上党课的教材，反映很好。以后，这些教材经过传抄、翻印，逐渐在红五军各部队推广。在当时连队缺乏教材的情况下，这些带经验性的教材很受欢迎，并在运用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我通过这段工作，也逐渐学会了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工作方法。

    邓萍工作很忙，但精力充沛，处处以身作则，事必躬亲。他每天都很早起床，第一个站在操场上，看学员集合、出操；学员上战术、技术课，他也经常去听课，现场指导、讲评。他经过军校的严格训练，很有军人的气质和风度，对操场纪律要求很严。他常说：“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还常教育学员说：“你们毕业后要当干部，要带兵；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们学习不好，不仅自己要流血，还会使部队遭到不必要的伤亡。”在他的激励下，学员学习都很刻苦，成绩很好。我过去长期有晚上看书学习到深夜的习惯，早晨起床较迟，到随营学校后，自觉向邓萍学习，交代勤务员每天早早把我叫醒。勤务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赤卫队员，裁缝师傅出身，为人很忠厚朴实，对我们这些年青人象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体贴照顾，我身穿的一套灰色军装，就是他亲手为我缝制的。当时老百姓对军队的文书都称“师爷”，这个老勤务员也跟着老百姓的叫法，每天清晨就来叫“师爷起床，师爷起床！”我便赶快起床跑到操场，跟学员一起出操；学员上课时，我也同学员一起听课、演练，学会了一些战术、技术的基础知识。我从随营学校开始养成早起床的习惯后，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对身体健康确有好处。邓萍对学员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他平时很关心学员的伙食，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校流动性大，不可能自己生产，又没有打土豪的任务，经费全靠军部供给，每人每天五六分钱的油盐柴菜钱中，还要节约六七十文钱伙食尾子，月底分给大家作零花钱，困难很多。邓萍为了搞好伙食，保证学员身体健康，经常找司务长商量改善伙食的办法，比如到野外演习回来背些柴火烧，采集些竹笋